土耳其學者評公投:有必要追溯是如何走到今天這個地步的

土耳其學者評公投:有必要追溯是如何走到今天這個地步的 1

封面圖片為:當地時間2017年4月16日,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土耳其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的支持者手持橫幅和旗幟,慶祝土耳其修憲草案在當天全民公投中獲得通過。 東方IC 圖

2017年4月16日夜間,土耳其公投結果揭曉:修憲公投以2.72%的微弱優勢獲得通過。此次公投涉及18項憲法修正條款,其中最具爭議的是將土耳其共和國政體由現行的議會制改為總統制,總統從憲法上將被賦予包括直接任命副總統和政府部長在內的更多實權,總理職位將被廢除。對此,三位學者和獨立記者於公投前一天(15日)投書美國雜誌《Jacobin》。


過去幾年的騷亂和鎮壓,最終導向了決定國家未來的憲法修正案全民公投。如果修正案得以通過,那麼它就在我們的國家制度內部造出一個獨裁總統。
這場公投是土耳其深層次領導權危機的頂點,也是為瞭解決一危機出台的各項專制措施的頂點。鑑於目前的權力平衡,這場公投看上去並不能解決這一危機。而決定這個國家未來走向的,是圍繞全民公投的政治鬥爭。
然而,首先,我們有必要追溯一下我們是如何走到今天這個地步的。

政變後的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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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2016年7月16日,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博斯普魯斯大橋,參與政變的士兵被逮捕

在我們談論其他事情之前需要知道,去年七月土耳其未遂的軍事政變是這場曠日持久的領導權危機最猛烈和直接的表現。
從2013年加濟公園起義(Gezi Uprising)開始,很大一部分人民撤回了對執政黨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AKP,以下簡稱「正發黨」)現存秩序的信任,所以土耳其國家的領導權危機也等同於正發黨的危機:資產階級各派之間的嫌隙擴大為深刻的裂痕,國家內部的權力鬥爭一觸即發,而軍事政變不過是這些分裂的結果。
在政變爆發前夕,傳統的凱末爾世俗精英與被流放的穆斯林教士法士拉·葛蘭(Fethullah Gülen)的追隨者,這兩股曾經敵對的軍事勢力化干戈為玉帛,形成了一個脆弱的聯盟,還有一些職業的機會主義者也加入了這個政變。雖然我們還不知道那個政變之夜的細節,但是很明顯,政變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叛亂者的計劃敗露,迫使他們在未協調的情況下倉促行動。此外,在政變爆發前的最後時刻,政變陣營中領導的凱末爾主義者可能臨陣倒戈,背叛了其他密謀策劃者。
後來發生的事情就眾所周知了:國家進入了無限期的「緊急狀態」,所有國家機關展開大規模的清洗,總統埃爾多安和他的正發黨向世人展示了其強力手腕。根據最近的一次統計,各地有134000人從公共部門裡被開除;超過十萬人被拘留;2100所普通學校、集體宿舍和大學被關閉;超過7300名學者失業;149家媒體被查封;200多名記者被拘捕。
最初的清洗主要針對聯盟裡的葛蘭主義者,隨後攻擊範圍擴大到所有的反對勢力和異見分子,包括最廣泛意義上的左派:親庫爾德運動人士、左翼凱末爾主義者和土耳其社會主義者。
土耳其總理畢納利·耶爾德勒姆(Binali Yıldırım)在去年八月揚言,政府將打擊所有庫爾德工人黨(PKK)武裝分子的同情者,透露出壓制的範圍不斷擴大的信號。在去年十月至十一月初,凱末爾主義者的旗艦媒體《Cumhuriyet》和親庫爾德左翼人民民主黨(HDP)的領導人都被控制。十二月,由於庫爾德武裝分裂組織策劃了兩起炸彈襲擊,政府大規模拘捕人民民主黨和民主地區黨(DBP,一個地方性的親庫爾德左翼政黨)的成員。今年二月,一項行政指令下達,成千上萬左派教師和學者被辭退。
國家部門的辭退潮在土耳其東南部的庫爾德人優勢地區(也被稱為北庫爾德斯坦)尤為猛烈。國家已經用安卡拉任命的受託人取代了八十多個民選的市政當局,建立起直接的殖民統治。自2015年6月選舉以來,根據人民民主黨未出版的報告,一千名活躍政治家、政黨成員和同情人民民主黨(及其姊妹黨DBP)的人士被拘留,隨後又有至少三千人被捕。12名人民民主黨議員,包括聯合主席塞拉哈廷·德米巴達斯(Selahattin Demirtaş) 和菲根·育空塞克達格(Figen Yüksekdağ)至今仍受牢獄之苦。
正發黨的目標是明確的:讓有組織的民主反對派完全癱瘓。

入侵敘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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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當地時間2016年10月17日,敘利亞阿勒坡,土耳其坦克向Guzhe村發起進攻。

在政變被挫敗後,正發黨不僅簡單地壓制國內,還迅速派遣軍隊進入北敘利亞。
過去幾年來,土耳其在敘利亞的主要關切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顛覆巴沙爾·阿薩德政權轉為防止一個受庫爾德工人黨支配的親庫爾德運動北敘利亞聯盟。
國內政治聯盟的變化促進了入侵敘利亞的軍事行動。隨著法士拉·葛蘭與埃爾多安這對昔日盟友之間鴻溝不斷擴大,正發黨和一些宿敵(包括軍方的超國家主義者及其政治代表)建立了聯繫。
多古·佩林斯克(Doğu Perinçek)是這個聯盟轉變的關鍵,他的極右政黨國家社會主義愛國黨(VP)主要由前高級軍事和情報人員組成。在意識形態上,他們代表了土耳其國內所謂的「歐亞派」:親俄羅斯和其他中亞國家,而疏遠歐美(據說操持著土耳其與俄羅斯和敘利亞的和解)。
其他極右勢力也處於上升期。在政變後,正發黨向德夫利特·巴斯利(Devlet Bahçeli)領導的法西斯政黨民族主義運動黨(MHP)伸出了橄欖枝。這個聯盟由於正發黨對葛蘭的敵意而形成,伴隨著入侵北敘利亞行動及其民族主義-沙文主義政治修辭。親北約的軍方多數也附署了入侵敘利亞行動,支持正發黨和民族主義運動黨的反庫爾德行動。
如果沒有直接介入敘利亞戰爭各國的默許或批准,土耳其的入侵是不可能的。美國接受了這一行動,大概是為了遏制政變失敗后土耳其國內強大的反美思潮;俄羅斯和伊朗則因為土耳其承認了兩點,即阿勒頗屬於親政府聯盟,不再要求罷免阿薩德。
這一入侵限制了庫爾德運動在北敘利亞雄心勃勃的計劃,即建立一個激進的反資本主義政務會制度。在此之前,庫爾德武裝與敘利亞外交力量達成戰術聯盟,最大限度地發揮了力量。
但土耳其入侵敘利亞的極限也是從一開始就顯而易見的:任何推翻阿薩德的舉動都會引起俄羅斯和伊朗的反對,而任何重組敘利亞或伊拉克權力結構的行動都會遭到美國的掣肘。
因此,正是因為這些限制,土耳其最大的期望就是獲得皮洛士式的勝利(Pyrrhic victory,意為得不償失的勝利,譯者注)。這個軍國主義的冒險如今成為了危機的策源。

土耳其的轉向

大規模的清洗、拘留和強制關閉旨在消滅所有右翼和左翼的反對派,反庫爾德人的戰爭再次將大部分右翼勢力團結在正發黨周圍,反庫爾德成為國家政治和社會的主題。
埃爾多安在擔任國家總統期間,已經成功將正發黨鞏固在個人周圍,正發黨成為瞭解決土耳其領導權危機的主要動力來源。在這個過程中,埃爾多安完全瓦解了主要的反對派:中立的共和人民黨(CHP)。
共和人民黨的主要宗旨是反伊斯蘭主義和強烈的世俗主義,而不是堅定的教條主義。作為土耳其共和體制的建立者和「阿塔圖克(凱末爾)的黨」,它永久性地擁有建國黨的政治超然地位,也正是因為這一點,它並不能有效扮演反對正發黨的補充性角色。
政變之後,共和人民黨設法動員了數十萬人在伊斯坦布爾的塔克西姆廣場抗議政變和正發黨的緊急狀態,但是,埃爾多安一拋出「國家統一」的號召,共和人民黨就放棄了反對。2016年8月7日,共和人民黨加入了第一次真正的親正發黨群眾遊行,試圖重建民眾對當時垮台的正發黨的支持。共和人民黨領導層支持反庫爾德聯盟,因此也批准了入侵敘利亞行動。
最近,共和人民黨甚至要求制裁荷蘭,即便兩國已經進行了外交磋商。它聲稱這是為了「國家利益問題」,而與全民公投毫無關係。
因為建國黨的政治超然地位,共和人民黨再次選擇優先考慮「國家統一」而不是建立民主反對派。諷刺的是,正發黨正將土耳其變成國際權力和內部集團的戰場。因此,在辯證的扭曲中,共和人民黨的建國理性已經產生了荒謬的非理性。
在右翼陣營裡主要的反對派遭到破壞或陷入混亂,右翼其他勢力主流都支持埃爾多安的路線,軍方很高興能夠迅速恢復正常生活,又能再次發動戰爭,中立反對派及其潛在的大眾潛力被打敗,法治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反對派被取締,埃爾多安和正發黨熱切地推動了他們長期以來期望的項目:在憲法裡放進獨裁總統制度。
埃爾多安和他的圈子都清醒地意識到,他們在政變後不得不從「道德優勢」中獲利,因此他們的立場是不穩定的,國家機器陷於癱瘓。為了鞏固他們的領導權地位,他們不得不在勢頭過去之前將「道德優勢」轉換為物質成就。確立獨裁總統制度的企圖也是源於這一難題。
今年一月,在法西斯政黨民族主義運動黨的全力協助下,埃爾多安的勢力贏得了議會公開辯論,為全民公投確定了日期。
那麼,憲法修正案中最要害的改變是什麼?
首先,總統將被同時任命為國家元首和行政首腦,因此,他(實際上埃爾多安是最明顯的受益者)有權任命整個部長級的內閣,任命不定數量的部長和代表(或助手),並授予他們他認為必要的權力和職責。
他也有權設立任意數量的「公共機構」,無限制地放置自己的權力和職責。他將任命所有的高級官僚(通過總統令的程序)、憲法法院十五名成員中的十二人,以及法官和檢察官理事會十三名成員中的六名。(國會選擇剩下的七名,但從總統指定的名單中選出)
他將具有永久並不受監察的權力發佈具有法律效力的總統令,沒有規定他要保持政治中立(即他可以是法律上和事實上的政黨領導人)。他可以隨時召集議會和自己的選舉,並控制國家預算。
另一方面,議會將失去監察總統和部長的權力及其質詢權。總統對議會立法的否決權將得到加強(儘管總統很可能來自議會的多數黨)。議會指控或調查總統或部長必須經過一套錯綜複雜的程序。即便議會複雜而大規模的調查成功的話,部長和總統也可以上訴到憲法法院——其成員由總統自己任命。
簡而言之,這些修正案旨在建立一個獨裁總統制度,而議會則被削成一個劇院,權力的制衡名存實亡,總統能頒佈法律、任命部長和助手,建立公共機構,而選舉只是為了製造下一個獨裁者。標準的資產階級民主的程序性和象徵性因素,只是為了遮蓋政治系統的獨裁本質。
而正發黨的領導權將會穩定下來,至少這是正發黨和埃爾多安自己期望的。

非此即彼的對立

全民公投召喚了一個進一步極化的破碎社會,將它變成非此即彼的兩個對立陣營,只有「是」或者「否」兩個選項。令某些人感到吃驚的是,政治立場的劃分不再是簡單的左右分歧,雖然沒有左派呼籲為憲法修正案投贊成票,但許多右派、伊斯蘭主義者,甚至是極右的法西斯主義者投了反對票。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支持陣營。
正發黨建制派至少在公開層面上都表示贊成。這個圈子裡最滑稽的角色是愚蠢的總理畢納利·耶爾德勒姆,他如今在向這個國家解釋為什麼自己的位置是多餘的,正如其名言:「就像一艘船不能有兩個船長,一個國家也不能有兩個頭頭。」
在他們的努力下,正發黨受到法西斯政黨民族主義運動黨多數派的支持(這個政黨的少數派正努力不被捲入)。除了正發黨和民族主義運動黨,支持陣營還包括右翼的民族主義-伊斯蘭主義政黨偉大團結黨(BBP)和自由事業黨(HÜDA-PAR)——這個當在土耳其是合法的庫爾德真主黨組織,同時也扮演了非法的反庫爾德工人黨游擊隊角色。
除了召喚非理性和威權的神話與標語(「強大的土耳其」、「新的獨立戰爭」、「與邪惡勢力的歷史性攤牌」、「投贊成票是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鬥爭的表現」),支持陣營的主要論據分為三類:
首先,最簡單直接的是威脅。副總理納曼·庫爾圖默(Numan Kurtulmuş)在今年早些時候曾說,投贊成票能夠終結恐怖,他想要傳達的信息是明確的:要麼是投贊成票,否則我們將發動更多的戰爭,驅動更多的來自庫爾德工人黨的恐怖抵抗。埃爾多安也是如此,他們一再宣稱,那些投反對票的都是庫爾德工人黨的支持者,接續了叛亂分子的事業。在他那裡,所有投反對票的都是恐怖分子和國家的敵人。兩個正發黨成員(一個省領導,和一個奧地利分支領導)也斷言,如果不投贊成票,內戰將會爆發。
第二,支持者認為一個強力的總統將會實現經濟增長和降低失業率。過去,資本家(或親資本精英)有時認為一個類似專制的行政機關(例如一個技術專家群體)最適合經濟和人民。他們的邏輯非常曖昧:正發黨甚至沒有解釋獨裁總統如何或者為什麼必然會產生更好的經濟。
最後,支持者說,如果沒有議會常常阻止或者延遲決策,政府將會更加迅速和有效地工作。歐盟——雖然不是完全獨裁的——就是根據這個邏輯構建的。激進左翼聯盟和希臘左翼政黨的興衰,都清楚地表明這種政治觀念最適合大資本,而對於勞動人民來說幾乎沒有任何好處。
在這三者中,第一點顯然是佔據支配地位的思潮。的確,令人驚訝的是,支持陣營根本不嘗試為自己的立場提供清晰的論據(你永遠看不到他們討論關於能夠變更修正案規定的修正案),而是鼓吹威脅,召喚神話,講述黑暗邪惡力量和英勇獨立戰爭的故事,譴責詆毀反對派。
正如親資本主義獨裁的所有支持者一樣,圍繞正發黨形成的支持陣營非常清楚,他們無法通過清晰的論據贏取大眾對其計劃的支持。他們知道他們只能通過攪動民眾中最絕望、最反動的潮流,並試圖將他們對更好生活的嚮往與威權和獨裁體制聯繫起來,而這將會讓他們有能力脅迫比他們更為弱小的人(庫爾德人、「外國特工」、「追隨葛蘭的恐怖分子」等等)。
民族主義運動黨的多數派圍繞在其現任領導人德夫利特·巴斯利周圍,他不用任何經濟或效率相關的議題來模糊他的政治聲明,他們的主張就是赤裸裸的法西斯主義。巴斯利長期以來都認為,社會不穩定因素(人為因素,包括庫爾德人、左翼分子、葛蘭主義者和外國恐怖分子)正在威脅國家與社會的團結。因此毫無疑問,土耳其需要集權。正如巴斯利所言:「當不穩定發展到了這樣的勢頭,只有力量才能擊敗它。權力就是國家。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投贊成票。」而且:「他們曾問我們為什麼要投贊成票……我們投贊成票是為了國家體制的生存……投贊成票是為了土耳其國家的永恆。」
一些典型的錯誤,尤其流傳在左翼中間,認為民族主義運動黨和巴斯利都是正發黨的傀儡。然而,隨著民族主義運動黨越來越接近正發黨,正發黨也在越來越接近民族主義運動黨——在話語和實踐中,越來越多地採取民族主義修辭和民族主義符號(如「灰狼標誌」,相當於德國的希特勒敬禮)
民族主義運動黨自身也獲得巨大的權力,雖然歷史上他們的霸權職能是扮演非法的准軍事組織,對庫爾德人和左翼反對派進行最殘酷的戰爭和非法處決。但他們,尤其是武裝力量,已經變成了「官方」。正發黨的官員,包括總理耶爾德勒姆都公開表示,贏得全民公投後,他們將會任命民族主義運動黨籍的部長。

四分五裂的反對陣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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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當地時間2017年4月16日,土耳其安卡拉,反對派共和人民黨 (CHP)領袖凱末爾·奎裡達歐魯表明立場反對修憲改革

那麼,公投的反對陣營又是些什麼人呢?反對陣營跨越整個社會主義和民主左派,也包括共和主義者。但是,我們幾乎找到他們之間有什麼堅實的聯合。兩個代表性政黨,一個是親庫爾德左翼人民民主黨,一個是中立的凱末爾主義共和人民黨。他們之間的主要分歧也是老生常談的庫爾德問題。
除了反對獨裁的立場外,共和人民黨還奉行「祖國統一」和「反恐怖主義」的信條。他們批評正發黨過去與庫爾德工人黨的和平談判促進了庫爾德的恐怖主義,同時也警告總統制將會在國家內部引入更多的分歧——意味著庫爾德「分離主義野心」將會加劇。
應該說,共和人民黨內部一個支持社會民主和自由的分支傾向於和人民民主黨達成聯盟。但他們受到來自黨的領導層的壓力和威脅。共和人民黨也取消了聯席會議,因為「人民民主黨的旗幟太多了」。而在全民公投活動中,一些共和人民黨主導的市政當局被告知不要將公共空間讓給本黨以外的任何其他運動人士。
相似的保留也存在於社會主義和民主陣營,即便沒那麼公開化。社會主義者以及庫爾德運動成員絕大多數都為反對修正案而開展運動,並展開合作。其他勢力,如六月聯合運動和土耳其共產黨則組織自己的運動。兩者都捍衛獨立的社會主義選擇,同時譴責人民民主黨及其社會主義盟友深陷庫爾德民族主義泥淖,並且兩者都呼籲促進議會民主,儘管這可能挫傷人民的革命熱情。
他們的這種反對是長期存在的:這兩個組織歷來都把庫爾德的民族自決願望或者自治運動當做國家分裂主義和美帝國主義在土耳其的陰謀。對於這些社會主義者而言,「庫爾德問題」並不是與資產階級共和國結構和社會秩序視野下的具體國家問題,而是更加普遍的土耳其工人階級問題。
因此,這些社會主義者經常表現得更像一個民族主義者,而非社會主義者。這也是為什麼他們在理論上支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但實際上反對憲法修正案以挽救「1923年的共和國成就」,即土耳其資產階級非民主的共和國結構。
除了這些左翼和中間派組織,反對陣營還包括來自右翼,甚至是極右翼法西斯主義者的聲音。
首先,在法西斯政黨民族主義運動黨內部有一些派系試圖罷免巴利斯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受選民不滿的驅動,他們正為反對憲法修改緊張地組織運動。該組織由前內政部長梅爾·阿克蘇納(Meral Akşener)領導,而他對1990年代中期土耳其國家對庫爾德人進行的不人道戰爭和殲滅活動負責(阿克蘇納後來公開捍衛這一罪行)。
幾年來,民族主義運動黨裡的反對派在面對正發黨的時候一直追求更加獨立的地位。作為報復,它受到了正發黨司法干預的壓制。法院阻止了一場民族主義運動黨非常代表大會,阿克蘇納曾計劃在這場大會中尋求黨魁地位。民意調查顯示,如果阿克蘇納成為黨魁,並採取更獨立的立場,其選票將大幅增加。
這個反對派的所有領導人員都已經被開除出黨,並且地方行政當局一再試圖破壞他們的集會。但是,民族主義運動黨的選民基礎是有分裂的,根據一些民意調查,其選民很大一部分——高達70%的人反對埃爾多安的獨裁計劃。民族主義運動黨也總是將突厥主義和泛突厥主義置於伊斯蘭主義之上。這種分裂是如此巨大,以至於巴利斯的忠實支持者對阿克蘇納的忠實支持者聚會進行人身襲擊。這種分裂也是當前土耳其領導權危機的組成和表徵。這表明,即便是沙文主義和煽動戰爭也不能維持秩序。
其次,儘管多古·佩林斯克自稱是左派,實際上是一個國家社會主義者(納粹,譯者注)。作為正發黨曾經的敵人,佩林斯克在2014年才被放出監獄,如前文所述,卻成為了正發黨最重要的盟友之一。
政變之前,佩林斯克宣稱埃爾多安已經被「土耳其愛國力量」「俘獲」,指的是正發黨決定在2015年夏天結束與庫爾德人的和平談判,重啟大規模戰爭。對於佩林斯克而言,和平談判是一場分裂土耳其和中東的美國陰謀。
從此以後,佩林斯克對埃爾多安採取了更加溫和的態度,拒絕後者正在建立獨裁統治的說法。相反,他警告埃爾多安,不要為美國在土耳其扶植強人總統的公然野心鋪平道路,在他看來,總統制將限制正發黨的權力基礎,使得「第二次獨立戰爭」和「國家統制經濟基礎上的反恐怖主義動員」變成夢幻泡影,導致一個「黑社會」的國家狀態。民族主義行動黨中存在一批不滿巴利斯的人,因為他試圖將該黨轉變為正發黨的右拳,而佩林斯克的愛國黨(VP)致力於拉攏這批人。一個更加危險的民族主義運動黨-愛國黨聯盟呼之慾出。
第三,一些穆斯林也反對正發黨的計劃。它可以被視作是「右」翼,在一定程度上他們都信奉保守的規範和對伊斯蘭教的保守理解。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都是法西斯主義者或者是反民主體制的(雖然他們中的一些肯定是)。
穆斯林方面的反對意見有幾種不同的形式。首先是民主保守派,主要來自勞動人民和知識分子。一般而言,他們支持正發黨實施伊斯蘭價值觀。但他們不支持建立獨裁統治和殘酷鎮壓政治多元化。他們反對正發黨是因為後者越來越傾向於重新闡釋和修正伊斯蘭教和伊斯蘭儀式,這被認為是褻瀆教義的。例如,埃爾多安以一種本專屬於先知穆罕默德的方式描畫自我。
伊斯蘭陣營裡的民主保守派受到中上階級中追求穩定的實用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佐翼。這一陣營的領導者是前正發黨高級官員,比如前總統阿卜杜拉·古爾(Abdullah Gül)和前副總理布倫特·阿爾肯(Bülent Arınç)。雖然後者很難被稱作是民主派——恰恰相反,他是一個堅定的威權主義者——他力圖將自己打造成一個頂級的民主主義者。
然後是那些在歐洲有親人或者頻繁造訪歐洲的人,他們無疑對於對抗歐洲沒有什麼興趣。最近,土耳其政府與歐洲各國之間爆發的相互仇視讓他們感到不舒服。
最後,還有幾百萬所謂的「FETÖ受害者」。如上所述,十多萬人因為是FETÖ(Fetullahist Terror Organization)這個廣泛網絡的成員,而被從公共部門中被解僱。
葛蘭社區通過向貧困家庭的兒童提供贈款和免費食宿,使得許多人得以在好的學校和大學學習,獲得了人氣和追隨者。許多這些兒童及其家屬實際上並不是葛蘭社區的成員,更不用說是叛亂者或恐怖分子。然而,所有與葛蘭社區有微弱聯繫的人現在都被判處了社會生命死亡——包括其家庭,這個數目達到數百萬人。
如果沒有這些變故,這些人很有可能支持正發黨。但現在,他們對正發黨的獨裁計劃抱有敵意。

弱化極權化的五個因素(限於篇幅,以下兩節為節譯)

政府一直加緊對反對陣營的壓制,尤其是對人民民主黨。在短短的兩個星期時間裡,有兩千名高級幹部被拘留。由於缺乏幹部,人民民主黨在許多城市幾乎不能組織運動,甚至不清楚是否有足夠的資源來尋求國際干預來推翻公投結果。
該團體也是小規模鎮壓的目標。人民民主黨的歌曲被廣泛禁止,第二大庫爾德城市省長下令銷毀該黨的反對海報。除此之外,在正發黨的要求下,高級投票委員會阻止164名共和人民黨和人民民主黨成員在錫爾特、馬爾丁和巴特曼投票站的選舉委員會任職。面對下滑的得票,正發黨顯然是恐慌的,最近幾個星期,他們越來越多地使用假司法手段,比如移動投票和取消反對者投票資格等。在這方面,公平選舉只不過是一場鬧劇。
從左派和民主的角度看,如果修正案被否決,這顯然好得多。但是,我們也應該避免法律主義的幻想,以為反對票可以造就一個更加民主的正發黨。正發黨在過去幾年中沒有接受任何不利的投票結果,我們現在也不能期望他們會這樣做。他們有很大的回轉餘地,並且在「要麼得到所有,要麼什麼都不要」的邏輯下運轉。
同樣的,我們也應該避免相反的法律主義幻想:即只要修正案通過了就能產生強大的獨裁。鑑於目前的權力平衡,領導權危機可能加劇,儘管形式差異很大。
那麼,目前的權力平衡,它的性質是什麼?它生產了什麼樣的危機時刻?為什麼它滑向法西斯主義,雖然實質上是結構脆弱的?
至少有五個因素在弱化法西斯化進程:
庫爾德工人黨。政府軍與庫爾德工人黨之間的鬥爭時間越長,國家將會越脆弱,而國家和社會的壓制狀態可能會產生轉機。
國內同盟者。正發黨缺乏有才幹的幹部和社會控制的具體手段,它依賴於其他政黨,因此它們保留了相當的自主權。而正發黨和民族主義行動黨與愛國黨在國家,尤其是軍隊中,對中央職位的爭奪迫在眉睫。
民眾抵制。對於任何法西斯獨裁,瀰漫全社會的迷魅狀態非常重要,但土耳其國內的社交媒體和各界團體已經開始了示威遊行和罷工。
外交政策。目前土耳其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失敗的,包括入侵敘利亞,儘管被允許阻止庫爾德人的統一,但也面臨美國和俄羅斯的掣肘。歐盟方面,德國部分地方當局和荷蘭中央當局已經全面抵制正發黨。
經濟。經濟衰退正在來臨。土耳其依賴工業製成品進口和原材料出口,越來越依賴外部金融進行信貸、私有化和投資,使得該國經濟對於匯率的變化非常敏感。土耳其試圖恢復瀕死經濟的政策只是姑息縱容,同大資本合作,給予投資者巨額補貼,正發黨缺乏行之有效的經濟提振政策支持。

人民力量或派系戰爭

埃爾多安的政府雖然專制,卻沒有表現出已經強大到足以贏得多數人對於其法西斯化計劃的支持,也不能施加足夠的恐怖政策平息剩下的大量異議。即便憲法修正案得到通過,短期內也不能改變這個事實。
但是,修正案通過仍然會導致一些士氣低落,甚至社會主義和民主運動會重新考慮很多因素。辭職可能會傳播。隨之而來的國家重組,只是更加全面變革開始的一個步驟。
潛在的結果將是另一場危機,這是由於國家內根深蒂固的派系鬥爭,或者政府與外部勢力之間的衝突造成的。雖然不可能預見這個危機究竟如何,但我們可以肯定這將是非常嚴峻的。
當重新開放社會和政治領域——也就是結束對公共領域內異議的所有獨裁、查封和制裁——將把反法西斯和民主的潛力從監獄裡釋放出來。到時候有組織的力量將會達到最大,而資產階級必須做出最大的讓步才能繼續執政。在這個時候,人民的組織力量越是有可能給資產階級提供一個替代方案,就越有機會推動資產階級和勞動階級雙重權力(dual power)的實現或者類似的東西。
現在是組織和激勵更多民眾力量的時候,借助反對陣營和社交媒體的浪潮,我們將自己置於枕戈待旦準備戰鬥的位置。
加濟公園起義的精神不會完全消失,也沒有庫爾德鬥爭會屈服於對其進行的野蠻戰爭。這些社會力量都孕育了大眾民主的種子。

文/Guney Işıkara、Alp Kayserilioğlu、Max Zirngast 譯/盧南峰 來源:彭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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