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色列,誰是猶太人?

在以色列,誰是猶太人? 1

以色列著名歷史學家施羅默‧桑德在《我為何放棄做猶太人》中回憶成長經歷,追溯猶太民族和以色列的歷史,頗具膽量地揭露了以色列對「上帝選民」理念與大屠殺苦難的鼓吹,質疑了猶太民族的定義方式,批判了那些根深蒂固的觀念與已成習慣的現實:猶太人身份的凝固不變、猶太人的道德優越性、猶太復國主義的種族政治、以色列的等級差別與殖民主義……而質疑與批判之後,桑德展望了一種世俗的、非排他性的、超越猶太復國主義的以色列身份認同,一個由坦誠、慷慨的普世原則指引的未來。《我為何放棄做猶太人》是桑德引發世界關注和爭議的「虛構三部曲」之二,中文版2017年6月由三輝圖書/中信出版集團出版,本文摘自該書。

不做阿拉伯人……

2011年,我在特拉維夫機場等候去倫敦的飛機。因為安全檢查的時間延長,旅客們開始不耐煩了。當我像大家一樣開始不耐煩的時候,突然,坐在櫃檯附近長凳上的一個女人引起了我的注意;她的頭,而不是臉,裹在傳統的圍巾裡(被西方媒體故意說成是面紗)。她被兩個以色列安全警察押著離開了隊伍。我馬上猜到,這一定是個「非猶太」以色列人。我周圍的以色列猶太人似乎沒有看到她—就好像她是透明的:在以色列,這是司空見慣的場景。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總是和其他的乘客分開,他們必須接受特別的詢問和檢查。不言而喻,這證明了存在恐怖分子的謀殺威脅。儘管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並沒有陷入謀殺活動,儘管近幾年來恐怖活動在減少,警惕的神經也並沒有放鬆:在猶太移民的國家,原來的巴勒斯坦人一直是被監控的懷疑對象。

我感到很不自在,向她做了一個無奈的手勢。她用疑問的眼神默默地看了我一下。她的眼神並不像我父親描述的那樣,但道出了恐懼和哀怨。她向我微笑了一下並做了一個宿命的表示。幾分鐘後,我毫無困難地穿過了安檢台。我簡直感到羞愧而且不敢朝她的方向轉過頭去,只能把這些寫下來作為補償。這次短暫的相遇使我確信:在以色列,最要緊的是做一個「猶太人」而不做阿拉伯人。

以色列建國以來,猶太復國主義的世俗化必定與一個基本問題產生矛盾,無論是這種世俗化本身還是其擁躉都無法回答:誰是猶太人?

宗教法和民法?

《塔木德》法的猶太教不會產生這類問題。與把人作為上帝信徒來描寫的《聖經》不同,猶太教徒必須是母親為猶太人或根據法律皈依並履行了主要戒律的人。在還沒有無神論的時代,如果某人放棄猶太教(許多人是這種情況)而贊同另一種信仰,在族群看來,他就不再是猶太人。隨著政教分離時代的到來,一個猶太教徒放棄履行宗教職責而沒有選定另一種信仰,會引起自己人的傷感,但還繼續被看作猶太人,因為只要他還沒有成為基督徒或穆斯林,那麼還有希望讓其在某一天回歸到原來的信仰。

以色列建國初期,當時的移民潮帶來了許多「異族夫婦」,猶太復國主義者試圖迴避這個問題,但很快明白了他們無法把對猶太人的認定建立在自願原則之上。新的國家,根據「回歸法」,必然給予它所認定的猶太人以移民和獲得公民身份的可能性。如此敞開大門的風險是搞亂了殖民化在種族與宗教上的合法性,而這正是猶太復國主義的基礎。況且,猶太復國主義曾把猶太人認定為原本是統一的「民族」,這是因為,和之前的猶太教一樣,它害怕出現猶太人與周邊民族的「同化」。

所以,在創建世俗國家的過程中,世俗婚姻是被禁止的,只有宗教聯姻被認可。男猶太教徒只能娶女猶太教徒為妻,男穆斯林只能娶女穆斯林,而這種無情的分隔法律也在基督徒和德魯茲教派中實行。無子女的猶太夫婦要想領養一個「非猶太」兒童,必須按照猶太宗教法使他皈依猶太教;穆斯林夫婦如果想要過繼一個猶太裔兒童的話,簡直是異想天開。與普遍的認識相反,這種反自由和偽宗教的立法之所以能夠長久存在並非緣於宗教人士的選舉實力,而是因為對世俗國民身份缺乏信心以及維持猶太種族優越感的意願。以色列從未表示過它是猶太教神權政治的國家;它從誕生之日起實行的就是,並且現在仍然實行的是一種猶太復國主義的種族政治。

這種種族政治始終需要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它自稱為全世界「猶太人的國家」或者「猶太民族的國家」,但它卻無法說明誰是猶太人。20世紀50年代有過根據指紋來識別猶太人的企圖,如同最近進行的旨在區分猶太人基因的實驗一樣,都是徒勞無功。以色列國內外的某些猶太復國主義學者,曾枉費心機地聲稱猶太人身上可能保持著一種世代遺傳的「純基因物質」,卻始終無法成功地根據DNA類型來確定猶太人的特徵。

文化或語言的標準不會被記住:他們的子孫從未擁有過同一種語言和同一種文化。唯有宗教標準還掌握在世俗立法者的手中:以色列國承認那些母親是猶太人或者按照法律和宗教戒律改變信仰的人是猶太人,是國家以及由國家治理的領土上永恆和唯一的主人。也因此,官方的身份政策越來越需要穿上宗教的外衣。

猶太人的國家,族群的國家

我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直到80年代,以色列國強調的是猶太人的國家而不是以色列人的國家。前者包含了全世界的猶太人,後者「僅僅」包括在以色列生活的所有公民:穆斯林、基督徒、德魯茲教徒以及猶太教徒等—沒有分別。但當文化上的以色列化日趨成熟(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經歷了文化適應過程並很好地掌握了希伯來語)的時候,國家不是承認以色列文化的身份並使它成為培養民主與共和意識的大熔爐,而是越來越強調以猶太人為中心。

一個是以色列的文化現實,另一個是超級猶太人身份,二者在以色列的身份政策中釀成了一種奇怪的精神分裂:一方面,以色列越來越表明自己是猶太人的國家,並一直以犧牲人文學科和科學知識的教育來給予文化企業和傳統民族宗教機構更多的補貼;另一方面,以前的文化精英和一部分世俗中產階級繼續抱怨宗教的束縛。他們想要成為「非」,同時仍然感到「是」:他們只願意是非猶太教的猶太人,而不認為這有什麼不可能。

有好幾個論據證明國家身份的猶太化加劇了。這種趨勢緣於以色列國必須在一夜之間控制大量的巴勒斯坦人口這個事實。在被佔領土上的隔離區裡,巴勒斯坦人以及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代表著被認為對國家的偽猶太人特徵構成巨大威脅的危險人群。

為定義國家而對猶太人形象的強烈需求是由於右翼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勝利,他們主要—但不是唯一—得益於阿拉伯-猶太血統的以色列人支持。我已經說過,後者保留了他們的猶太人身份,而表面上,他們比別的移民群體更受重視。從1977年起,在選舉問題上,他們可以對繼續走以色列一直遵循的道路做出有效的政治表態。

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特徵極為不同的、工具化的「俄羅斯人」的到來,也加劇了總的趨勢:這些人身上沒有絲毫猶太人傳統,也根本不熟悉以色列的文化—這種文化導致猶太復國主義的教育機構強調猶太人特質不是受到文化的熏陶,而是融化在他們的血液中,換句話說,在他們的遺傳基因裡。這場關於身份的戰役顯得非常複雜,因為,這些人當中有相當一部分過去並不是猶太教徒:所以許多俄羅斯移民通過他們強烈的反阿拉伯種族主義而重新發現了自己的「猶太人特質」。

預示著西方古典民族主義沒落以及族群主義或者說跨國部落主義(我後面還會講到)上升的徵兆悄然在以色列顯現了出來。在全球化時代,以色列的二流文化身份有什麼價值呢?是否有必要發展一種超國家的「種族」身份—它一方面使世界猶太人後裔感到以色列屬於他們,另一方面,仍在以色列猶太人中間繼續維護這種觀念,即他們屬於偉大的猶太民族,而這個民族當中的一些人在西方各國首都攫取了重要崗位。為什麼不去屬於一個出現過那麼多諾貝爾獎得主,那麼多學者,那麼多導演的「世界民族」?由於讓位於惡性膨脹的、自詡的猶太人身份,以色列人身份或本地希伯來人身份已經失去了以往的魅力。我們已經看到,一種猶太傳統就是這樣在許多「新猶太人」身上梅開二度的。

為瞭解讀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被以色列強化了的身份教育法和公民資格法,讓我們來做一個比較:如果美國決定從明天起,它不再是所有美國公民的國家,而是全世界所有被認定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教徒的國家,那它將與以色列驚人地相似。當然,美籍非洲人、美籍拉丁美洲人、美籍猶太人會有權進入參、眾兩院的選舉,但被選舉人必定會使人想起美國永遠是盎格魯-撒克遜人的。

為了更好地理解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多做一些對比:設想一下,如果法國決定修改憲法,規定必須建立一個天主教的高盧人國家並且80%的土地只能賣給信仰天主教的高盧公民,同時明確表示其信仰新教的、伊斯蘭教的或猶太教的公民有選舉和被選舉權。如果這股反民主的部落主義潮流蔓延到歐洲其他地方的話,在德國,由於歷史的污點,這種公開為種族中心論招魂的人將會遭遇困難。而大不列顛莊嚴宣告它將不再屬於它的臣民——蘇格蘭人、威爾士人以及前殖民地移民的後裔,從今以後,它僅是出生於英格蘭母親的英國人的國家。西班牙也亦步亦趨地緊隨其鄰國之後,撕下了國家虛偽的面紗:它今後不再是所有西班牙人的財產,而明確成為民主卡斯蒂利亞國家,並慷慨地給予加泰羅尼亞、安達盧西亞和巴斯克等少數民族有限的自治權。

假如這些歷史性的改變能成為現實,那麼以色列最終會實現它的目標,成為所有國家的明燈,對其獨有的身份政策也會感到揚揚得意,並且也會感到不那麼孤立。然而,這幅圖畫有一個致命的缺陷:這些做法是一個建立在共和原則之上的「正常」國家不可接受的。自由民主從來不僅僅是調整階級關係的工具,它還應該是所有公民認同的目標,他們應該相信自己對它擁有所有權,並通過它來直接表達自己的尊嚴。象徵性和整體性的程度在民族民主國家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縱然從象徵到現實始終存在著差距。

今天,類似於以色列針對那些不屬於主要種族的少數民族政策,幾乎只存在於東歐的「後共產主義」國家之中,那裡還有不少甚至大量的右翼勢力。

法律精神

按照它的法律精神,以色列國更主要是屬於非以色列人而不是長居於此的全體公民。它更主要是世界「新猶太人」[前世界銀行行長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英國著名慈善家邁克爾‧利維勛爵(Michael Levy),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以及寄居西班牙的俄羅斯傳媒大亨弗拉基米爾‧古辛斯基(Vladimir Gusinsky)]的國民財富,而佔公民總數20%的阿拉伯後裔卻沒份,儘管他們的父母、祖父母還有曾祖父母都出生在這片土地上。因此,在全世界,某些猶太裔富翁認為有權干預以色列的生活:他們大量投資傳媒業和政治機構,從而對以色列領導人及其方針政策的影響越來越大。

這些「新猶太人」還包括認為「猶太人國家非我莫屬」的那些知識分子。貝爾納-亨利‧萊維(Bernard-Henri Levy)、亞倫‧德蕭維奇(Alan Dershowwitz)、亞歷山大‧阿德勒(Alexandre Adler)、霍華德‧雅格布森(Howard Jacobson)、大衛‧霍羅威茨(David Horowitz)、亨利克‧布羅德(Henryk Broder)以及其他幾十個猶太復國主義的門徒都活躍在各種大眾傳媒領域裡,他們毫不掩飾自己的政治主張:耶路撒冷就應該歸他們所有,為此,他們不必瞭解這個地方的地理或歷史,也不需要學習本地的語言(希伯來語或阿拉伯語),不必在此工作、在此納稅,或者也許,不必到它的軍隊服役!在回歸他們的民族文化和母語之前,他們只需要到以色列做一次短暫的旅行,獲得一張身份證,有一處第二住所,就永遠是猶太人國家的所有者;有一個猶太人的母親是多麼幸運啊!

相反,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如果在被佔領土上娶了一位巴勒斯坦的妻子,是無權讓她來到以色列的,這是由於當局害怕她成為以色列公民而因此增加希望之鄉的非猶太人數量。

準確地說,一個有猶太人身份的移民帶著非猶太人妻子從美國或俄羅斯來,後者有權獲得公民身份,但不論她還是她的孩子永遠不會被當作猶太人,除非根據宗教法而改宗。換言之,在「新猶太人國家」,做一個非阿拉伯人事實上要優於做一個阿拉伯人。來自歐美的白人移民,儘管不是猶太人,卻總會受到寬容的接納。為了減少阿拉伯人口的壓力,即使以增加非猶太人口來稀釋國家的猶太人數量也在所不辭,條件是,增加歐洲的白種人。

猶太國的人並非因此就一定是虔誠的猶太教徒!在以色列,猶太人並未被要求必須遵守戒律和信仰猶太人的上帝。你可以取笑佛教的信仰——比如戴維‧本-古裡安就經常這樣幹,或者吃小褐蝦——比如沙龍,你還可以不戴帽子——就像大多數以色列領導人和軍隊的將領。當然,公共交通系統在安息日是不工作的,但你可以使用私人交通工具。在宗教節日,人們可以在足球場上指手畫腳和相互抨擊,沒有任何宗教政客敢提出抗議。甚至在猶太教最神聖的贖罪日,以色列的孩子們仍可在城市的所有庭院裡騎自行車玩耍。反猶的遊行,只要不是來自阿拉伯人,在「猶太人」的國家裡一直是合法的。

在以色列國,「猶太人」意味著什麼呢?是猶太人,在以色列就意味著是享有非猶太人,尤其是阿拉伯人不能享有的特權的特殊公民。如果你是猶太人,你可以與自稱體現了猶太人特質的國家融為一體。如果你是猶太人,你可以購買其他非猶太人無權得到土地。如果你是猶太人,即使你只打算在以色列臨時逗留一段時間,講一口結結巴巴的希伯來語,也可以成為以色列國家中央銀行的總裁,而這個銀行決不僱用任何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如果你是猶太人,你可以成為外交部長並能夠以常駐的名義住在以色列法律邊界以外的殖民地與被剝奪了一切公民權並失去自己尊嚴的巴勒斯坦人為鄰。如果你是猶太人,你可以在不屬於我們的土地上建立殖民地,而且還可以在猶地亞和撒瑪利亞地區所有的外環路上通行,而那些地方的本地居民卻無權在他們自己的祖國自由往來。如果你是猶太人,你就不會在設有路障的卡口被逮捕、被折磨,任何人不會在深夜到你家來搜查,你不會成為誤傷的靶子,也不會看到自己的房子被強行拆除……所有這些積累了近50年的行為是專門用來對付阿拉伯人的。

在21世紀初的以色列國,以色列人,難道不是與20世紀50年代美國南部白人或者與1962年以前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所處的環境相吻合嗎?以色列猶太人的地位像不像1994年以前的南非白人種族主義者?

一個人沒有宗教信仰,而只是一個民主的或自由的,或至少是誠實的人道主義者,怎樣才能繼續被定義為猶太人?受迫害者的後裔是否願意被包括在把以色列看作自己特有財產的新世俗猶太人的部落裡?在以色列,自稱猶太人這個普遍的現象是不是一種要求加入特權階級的行為?正是這個階級在其周圍製造了難以忍受的不公正。

那麼,在以色列之外的猶太人又意味著什麼呢?朱利安‧杜維姆在1944年採取的立場,或者作為難民在歐洲流浪的我父母的立場,到了2013年還有沒有道義上的效力?

[以色列] 施羅默‧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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