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時代，雅典和斯巴達實施盟邦統治的方式截然不同。雅典的偉大公民伯裡克利把整個同盟的全部戰備財富從提洛島搬進雅典，建造了輝煌無比的帕特農神廟，並以預防波斯人為名，要求所有盟邦支付歲入、租借戰船，維持著良好的帝國收益。斯巴達人則受訓於《德拉古》法的古老教養，老老實實訓練勇士，勤勤懇懇鎮壓黑牢士和周邊城邦的反叛，但從不向同盟徵收歲入。對於霸權收益的認知自古希臘時代就有所不同。
作為一向自詡最具雅典意象的當代霸權，美國宛如伯裡克利般在兩次世界大戰的角落裡將財富捧回山顛之城。《租借法案》、馬歇爾計劃為他們帶來了巨大的投資回報，接過了大英帝國雙手奉上的長達幾個世紀的帝國榮光。然而冷戰在政治、安全、軍事領域的結構性對抗有如此經久，很長時間以來，美國絕無可能盤算霸權收益，心甘情願承擔民主世界的各項責任和義務，但求將這場對抗在越南、東德和太空等任何必須的地方不計成本地耗洩下去。
這種理念甚至踰越了冷戰。在克林頓的全球干涉戰略、小布希的新保守主義和歐巴馬的清除僭主行動中，霸權常常被等同於一種結構性的支配力量、單邊行動的自由和對於成本損耗的不甚在乎。霸權是一種結果和目的，成為霸權本身就是帝國的最終意義，這項判斷從未受到質疑。
種種跡象表明，這種認知方式正在川普的總統任期內受到修正。近期有關威脅退出NAFTA、要求韓國支付薩德導彈部署費用的諸多言論出現後，人們深刻地發現這名總統在有關錢的問題上的斤斤計較是真誠而嚴肅的。稍早些時候，他在梅克爾遠道而來的致敬中猛烈抨擊德國在北約會費和歐元匯率等事務中的不作為，在澳大利亞總理提出轉移部分難民的請求時憤而掛掉電話，梅克爾懸在空中的右手和滕博爾事後的自我圓場讓人印象深刻。川普是如此偏執地要求美國在任何與外部世界的經濟關係中絕對不能吃虧，完全無視這項關係所涉及的國家與自己在政治、安全和歷史上的複雜聯繫。
在川普的國際戰略裡，霸權之所以是個好東西，乃是在於它能夠通過要求、強迫、威脅、恐嚇帶來巨大的收益回報，霸權是一種手段，而絕非目的。為了促進霸權收益，川普反覆指責中國和墨西哥不平等的雙邊貿易，視NAFTA和TPP協議為克林頓家族和歐巴馬的原罪，不斷威脅退出WTO、巴黎氣候貿易協定，敦促聯合國在北韓問題上對得起美國的會費支出，北約必須增強歐洲國家自身的會費比例。在任何情形下，霸權的責任支出都必須被仔細計算，公共產品的必要性和權力義務之間的均衡都必須給予重新評估，甚至某種意義上，霸權本身已經變得不甚重要，霸權的收益是評判政策是非曲直的唯一標尺。
這種重視霸權收益的習慣在過去很長時間內被簡單粗暴地理解為美國的孤立主義回潮。彼時人們所沒有注意到的是，在川普看來，權勢存在與權勢的經濟效益具有嚴格的概念區分。川普本質上並不反對美國在世界範圍內的霸權，甚至國防軍費的大幅支出、對待北約的政策轉向和敘利亞、北韓問題中的單邊行為都反映出川普對於霸權的偏愛較新保守主義有過之而無不及。事實上，川普的孤立主義是僅僅經濟領域上的，不包含政治、安全、文化、意識形態等任何其它因素，其目的僅僅是要重塑美國在各項經貿制度安排中的位置，建立與自身角色相稱的權利義務，確保美國在賺別國的錢，而非別國在賺美國的錢。在本質上，是一種重估而非拒絕，一種平衡而非撤離。
這種嚴格的概念區分主要受因於川普人格特質中的兩種不同因素：一方面，川普是一名篤信權勢和力量的現實主義者，在紐約的商業叢林下多年打拚的歷經，使得其對於權勢的認知帶有濃重的達爾文主義色彩。在《破碎的美國》一書中，川普回憶在幫父親做監工的日子裡，他們常常一起巡查家族為中低收入者建設的房地產項目，他發現父親每次敲完門後都會悄悄站在門楣以外的部分，父親告訴他這是為了防止裡面的人由於不信任直接開槍。這段經歷對於川普的成長十分重要，他深切地認識到，「這個世界是極端危險而不可信任的，你必須變得強大，並隨時準備戰鬥」。在接受《人物》雜誌採訪時，川普曾經坦誠地談及自己的現實主義理念，「人生就是由一場又一場的戰鬥組成的，結果只有勝利和失敗兩種。紐約是一個真正的叢林，在這裡，一不小心就會被吃掉、嚼碎、吐出來；但是，如果你願意在這裡拚命工作，也能取得真正的成功」。
正如去年《大西洋月刊》最為出色的評論之一《川普的精神世界》所深刻揭示的，「在整個競選過程中，川普一直在努力樹立一種強烈的信仰——這個世界上正在發生很多壞的、有危險的事情，自己將是那個拯救者，不僅將持續地贏下去，而且會讓美國重新變得偉大起來。」所以當北卡羅來納州一名12歲的女孩問他：「我感到很害怕，你能為保衛這個國家做些什麼？」川普拍著胸脯保證：「你再也不會感到害怕，那些壞人才會感到害怕」。當阿薩德、金正恩完全無視川普的合法性，肆意挑釁美國霸權的時候，這名達爾文般的現實主義者斷然不會屈從於孤立主義，反而會針尖對麥芒般地撲上去，用自己的實力證明，「I’m gonna win, and you are fired！」在霸權邏輯的運用上，川普與他的任何前任沒有什麼不同，直接、正面、赤裸裸，正如他近日對北韓反覆提出的警告那樣，「後果將會非常嚴重、非常嚴重」。
川普的不同在於，他總是能夠清晰地區分霸權和霸權收益。在將韓日部署為北韓問題前線的同時，他還能夠一面多次拒絕安倍晉三關於美國重新引領的TPP提議，一面張口向韓國索要薩德導彈部署的費用。其商人本色在這樣的時刻體現得淋漓盡致，對於市場、利潤、回報等概念有著幾乎本能般的算計。他下意識地重視每一份既有的經貿合同，重新調整美國在世界範圍內的不合理的義務負債，逼迫那些已經產生依賴的「順風車」國家交出「保護費」。他將整個國家看作一個公司，每一個部件和環節必須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則進行運作，他幾乎會像關注股票一樣天天留心自身的資產負債表和資本回報率，並期待每一項資產都能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取得最佳的收益，時時刻刻惦記著將霸權的經濟效應徹底變現。
日前接受美國聯合通訊社採訪時，川普的講話體現出了他似乎還是更認同自己的董事長角色，而絕非一個總統——「政府是一個大大的公司，比世界上最大的公司還要大上上千倍；國防部是第二大公司；社會安全是第三大公司；第四大公司，你知道，這麼數下來每一個機構都比世界上所有的公司要大，好多事情」。在川普的思想深處，「美國再次偉大」的最重要標準很有可能落在了經濟上，這將必然包括美國正在賺全世界的錢，正在收回就業崗位、復興本土產業，正在積累國家財富，甚至包括正在享有全世界最棒的基礎設施風貌。
這種過於強調霸權收益的行為將不可避免地帶來政策上的短視，對於經濟利益過於偏重，缺乏一種將經濟利益與政治利益、安全利益聯合起來考量的能力。即便是對於經濟利益本身，也慣於粗淺地將之等同於短期的現金收益，習慣於看重雙方經貿關係的即時性盈虧，而非長遠的戰略性考量。對於這些問題的反思將給中國在川普時代理解霸權邏輯、更好地把握雙邊經貿關係帶來啟示。
長期以來，川普始終認為中國對美貿易給美國國內生產力帶來了巨大的不公平。由於北韓問題的存在，川普對中國的貿易問題和匯率問題正在待價而沽。這段時間內，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內鬥、北約會費平衡、薩德導彈部署費用等問題都有可能優先於中美之間的貿易爭端；與此同時，美國對外貿易政策的內部角力也尚未完成，新成立的貿易與製造政策辦公室、國家創新辦公室與原有的國家貿易委員會的很多關係尚未理順，貿易保護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激烈爭論仍在持續。
目前來看，川普在金錢問題上的偏執是普適性的，對待盟友國家與非盟友國家沒有區別。必須看到的是，川普對中國問題的認知是比較單一、直接的，基本上是「在商言商」，在道德上沒有對中國的原罪式認知，價值上沒有意識形態的概念分野，戰略上不存在對中國崛起進行全盤圍追堵截的深刻意願，某種程度上打破了美國自新保守主義以來全景式防範並遏制中國的線形戰略。
上世紀70年代，金德爾伯格通過對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大蕭條」的考察，發現霸權國家會主動提供公共物品、承擔國際義務，從而促進世界經濟的穩定。很長時間以來，霸權穩定論成為美國在冷戰後期很多對外政策的最佳理論註釋，捍衛了多次不計成本的單邊主義行為。然而這項理論的重要基礎在於，霸權國本身必須天性擁有一定的利他主義情結，而這一點在川普的商人視域內很難找到理念根源，正如同純粹的孤立主義也完全不符合川普的人格特質。
對於這兩點問題，在梅克爾來訪時的新聞發佈會上，川普都給予了明確回應，「那些說我是孤立主義者的猜測一定是我最常說的『假新聞』……我想要的不是貿易戰的勝利，但我至少一定要一個公平。」霸權和霸權收益在川普的內心呈現出一種毫不互斥、近乎完美的兩分，正如不久前在為空軍學院橄欖球隊頒發總司令獎盃時，川普隨口開出的玩笑所深刻傳遞的那樣——「我喜歡空軍，我喜歡那些飛機，然而我更喜歡以打折的價格買到它們」——川普將永遠認可權勢的意義，卻又在內心深處永遠翻湧著多佔到一些便宜的狡黠願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