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盃期間，不僅外賣接單量蹭蹭上漲，酒吧的生意又火了。賽事直播技術不斷更新、傳播渠道也更豐富，但這並沒有取代球迷原有的社交活動形式，世界盃電視轉播作為一個核心因素依然激發了大量圍繞賽事產生的線下社交。
那酒吧裡看球的小團體都有哪些「規則」？為什麼這種共享空間中的直接互動沒有因為通訊技術的進步而被取代？
2006年德國世界盃期間，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社會學和犯罪學系學者丹尼爾‧巴芬頓（Daniel Buffington）在美國一家體育酒吧進行了近100個小時的民族志調查，觀察了19場比賽，以瞭解公共空間中那些不易被人察覺的行為，包括酒吧內不成文的「規則」、觀眾對賽事轉播的反應和他們之間的互動。
研究結果於去年在學術雜誌《足球與社會》（Soccer & Society）刊發。巴芬頓觀察到有三種社交行為在不同粉絲團體及比賽場次中始終表現一致，即在酒吧內創造空間層次結構、注重穿著上的視覺標誌以及通過互動創建粉絲共同體。
巴芬頓還指出，既往研究中對社會互動的過時理解沒有考慮到新技術的作用方式——它們改變，而不是取代人們參與互動的形式以及在這種相互作用下產生的親密關係。實際上，缺乏大型正式社團的社會不一定都極具個人主義症候，「小公眾」——即小群體——可以成為以交叉社會關係為特徵的社會的微觀結構基礎。
應景的酒吧與年輕的球迷
巴芬頓進行調查的酒吧位於美國東南某市。據他描述，這家酒吧專門迎合足球球迷和橄欖球迷，室內裝飾著大量賽事紀念品，如知名俱樂部球衣、由酒吧贊助的當地球隊贏得的獎盃以及一些國家的國旗。
酒吧外部也體現了經營者的偏好。建築頂部依次排列著32個參賽國的旗幟。招牌則掛到了繁華的大街上，甚至在比賽開始前一個月就聲稱此處為「世界盃總部」。
酒吧實際使用面積較大，室內和室外最多可同時容納244位顧客。18台電視屏幕被放置在顯眼的位置，並輔之以播放賽事解說的揚聲系統，意味著酒吧中的任何位置都可以接收實時的球賽轉播。
儘管酒吧所處地區對足球的興趣不大，但實際觀眾和球隊粉絲仍不在少數，包括各種俱樂部和國家隊的支持者。世界盃比賽期間觀眾很多，特別是週末或節假日期間，涉及巴西、英格蘭、美國等流行球隊的比賽和半決賽、決賽這類關鍵賽事。即便是一些小國球隊，也總能獲得一些觀眾的支持。
2006年世界盃期間，大約三分之二的觀眾為男性，超過一半的觀眾年齡在18歲到30歲之間。從數據來看，這家足球酒吧中的觀眾與聚集觀看美國流行體育比賽或是在擁有龐大粉絲基礎的國家聚集看世界盃比賽的群體沒有明顯差異。
巴芬頓通過一個月的觀察證實，無論在酒吧空間中觀看賽事轉播有多麼重要，觀眾都不是在獨自觀看，在這種環境中與其他觀眾的互動構成了同樣重要的活動。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三種社交行為在不同粉絲團體及比賽場次中表現出了一致性。
時空序列：尋找酒吧中最好的座位
首先，球迷行為在酒吧內創造了一個空間層次結構，他們坐在哪裡，如何安排自己以及與他人的互動，大多是結構化的。擁有一個好座位也向其他人展示了其作為粉絲的忠誠度，比如願意為了觀看比賽而重新安排個人時間並承擔額外的支出（為了佔座不斷購買酒水）。從這個意義上講，座位選擇既是球迷奉獻的象徵性表現，也是對應的物質表現。
巴芬頓觀察到粉絲選擇座位有一系列非正式的「規則」。最理想的座位是能從正面直觀比賽、不受任何阻礙的位置。這些區域能為觀眾提供充分的視覺和聽覺信息，構成在場感官體驗的核心組成部分。這些座位通常在開球前2小時至15分鐘被人佔據。
第二檔座位雖然也能看到顯示器，但角度略微傾斜或有少許障礙物遮擋，會造成一些不便，比如需要瞪大眼睛、扭曲脖子或只能獲取一部分視圖或聲音。如果觀眾人數過多，第三檔座位會被創造出來，包括由窗檯、花架、欄杆和地板組成的即席座位以及剩餘空間中的站立位置。和二檔座位一樣，這些座位視野不佳，久坐會使人不適；站立位置有時也會堵塞通道、妨礙工作人員通行。
巴芬頓列舉了一些例子以表明人們對第一層級座位的重視。比如，觀看一場重要的半決賽，當一方試圖調整電視屏幕的角度時，兩張桌子的觀眾通常會大聲交流，因為另一方的視角受到了影響。另一場熱門比賽中場休息時，巴芬頓從廁所回來聽到身後的白人男子開玩笑說：「我剛可以以50美元的價格賣掉你的座位！」
世界盃決賽日，巴芬頓在開球前兩個小時到場，發現只有第三檔的位置供選擇，吧檯後方已經站了好幾排人，他看到一個高個兒男子一邊將頭靠向人群以避免手中飲料灑出，一邊說：「這麼多人，你怎麼看？」 他的同伴回答：「我想到這裡會很擁擠，但沒料到會有這麼多人。」高個兒點頭表示自己提前兩個半小時到場時已經客滿，他繼續道：「我猜你必須在11:00（註：提前三小時）到才算是一名合格的粉絲！」
視覺標誌：像專業粉絲一樣穿衣打扮
體現球迷身份最公開的方式是使用視覺標誌，以突顯國旗或國家隊隊服上的顏色，包括穿戴圍巾和帽子，手持、身披或者在臉上涂畫旗幟等。目前為止，最常見的標誌還是國家隊顏色的服裝，如印有球員姓名和號碼的球衣複製品。根據不同的比賽場次和參賽隊伍，巴芬頓觀察的酒吧裡有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三的觀眾會以上述方式穿著，因此他們總能引人注目。
巴芬頓指出，就像在酒吧中尋找最好的座位一樣，穿著支持球隊的外在象徵物也是為了表明對足球的喜好程度以及對特定國家社區的忠誠感。這一信息並非單向流動，其他人也會對這種展示作出反饋，以確認他們是否屬於同一個群體，從而使觀眾之間產生直接的社會關係。重要的是，這些視覺標誌依賴於身體在空間內的共存來獲得相關的社會認可。
在等待一場美國對戰捷克的比賽時，巴芬頓看到四名精心打扮的粉絲得到了特別積極的響應。這些年輕人頭戴山姆大叔式閃閃發光、紅白藍相間的大禮帽，臉上畫著相同的顏色，並將美國國旗像披肩一樣圍在脖子上。他們進店時，室外露台上響起了陣陣掌聲和口哨聲。
在另一場德國與意大利的比賽開始前，巴芬頓則觀察到了對立粉絲團體截然不同的反應。一名身著白色國家隊球衣的德國隊支持者肩上掛著一面旗幟進了酒吧，幾桌德國粉絲進行短暫的歡呼和鼓掌，另一張桌旁的意大利隊球迷則發出了低沉而持久的噓聲。這名德國隊粉絲轉身朝發出噓聲的桌子望去，皺了皺眉頭，然後繼續往酒吧裡走。
在調查中與巴芬頓交談的多數觀眾表示，他們選擇支持某隊大多基於地緣或族群關係。例如，一位美國粉絲解釋說，「支持美國隊就是因為我來自美國啊。」外國隊的支持者大多是大學生和臨時駐紮在美國的工作人員。某些情況下，也有一些觀眾會基於他們在海外生活或工作過的經歷對某支球隊感興趣，但此類支持更多是對自身體驗的一種象徵，並不常見。
表現行為：創建粉絲共同體
聚集在一起觀看比賽的人經常有一些表現，如詛咒、歡呼和嘲弄。儘管這些行為可以由個體自發產生，但它們更多是在比賽特定時刻下發生的集體行為。在這些時刻，電視轉播提供的聽覺和視覺信息起到提示的作用，成為在場觀眾互動的焦點。
球迷集體反應最直接的例子是在射門的時候。一般而言，球員傳球、運球和鏟球後觀眾會產生鼓掌或叫「好球」這種突然地、個性化的行為，而進球則會引發更久的反應，通過歡呼、揮舞國旗、熱烈擁抱、擊掌等共同行為將得分隊的粉絲瞬間凝聚在一起。這些慶祝行為也會吸引那些非球隊支持者加入。在調查期間，巴芬頓從來沒有觀察到任何人單獨慶祝一次進球。賽事解說的聲音也為觀眾提供了一個共同的參考點。有幾次，從體育場內傳出的聲音通過轉播成為酒吧觀眾的動力，創造了同步的歡呼聲。
不僅是在慶祝的時刻，集體反應在沮喪的時刻也會出現。以英格蘭對葡萄牙的比賽為例，巴芬頓在田野筆記裡寫道：英格蘭隊的支持者認為葡萄牙隊球員假摔，對他們進行了嘲笑。葡萄牙隊隊長菲戈摔倒時，噓聲和哨聲迅速響徹整個酒吧。他的臉再次出現在屏幕上時，聽到身後有人罵他卑鄙，另一個人則附和喊道「他是個廢物」。同樣，下半場羅納爾多在畫面上出現時，一位觀眾馬上喊「賣了他！」緊接著身後有人衝著他吼「奶油小生」。隨著比賽繼續進行，有慢鏡頭重播馬尼切摔倒的畫面，他的胸著地卻捂著臉。身邊的一位英國球迷大聲說：「他們老是這樣。葡萄牙球員沒有肢體接觸就假摔。他們只會幹這個。」坐在前面的兩位男粉絲表示點頭支持。
正如上述例子所示，酒吧裡的此類交互具有疊加效應，一旦某個評論被公開，其他人就會迅速效仿。這些反應不是獨立無關的，而是集體和疊加的。
某些比賽情況鼓勵了對立粉絲群體之間的互動。這些不同的反應體現了所有人均承認彼此在同一空間中同時存在以及他們有著不同的興趣取向。有時，對立粉絲群體之間的互動也會相互嘲諷，但並非所有對立粉絲群體之間的互動都是如此。 比如，巴芬頓觀察到在著名的齊達內頭頂事件發生後，法國隊和意大利隊支持者之間的互動就很幽默。他指出，不論爭議或是友好互動，共同之處在於能夠提升本民族群體的情感認同，並與其他民族疏遠。
因為身處同一空間而促進的觀眾互動交流不僅限於酒吧滿員期間，客流稀少的時候也仍然不乏交流機會。唯一一次讓巴芬頓感到意外的情況發生於一場週日上午九點的比賽，看轉播的人很少，酒吧內幾乎沒有交流，氣氛非常壓抑。觀眾並非全神貫注盯著電視屏幕，一些人在打電話、讀報紙或是在電腦上打字。
媒體即社區，重構群體交往模式
美國政治科學家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認為，大眾傳媒的普及成為侵蝕社會有機體的主要力量，一種非人格化的互動將逐漸取代日常的人際交往。他甚至預計，電視傳媒等使個人的閒暇時間逐步私人化，個人獨立的觀看行為和曾經的公共活動形成了強烈對比，而後者一直被認為是增加社會資本、提升社區公民參與的重要方式。
巴芬頓的研究結果對這一社區衰落論提出了質疑。他指出，觀看電視直播並不能代替原有社會關係。相反，通過電視傳播的比賽事件甚至能成為集體反應的催化劑，群體對同一事件的關注和解讀能引發持續的互動。
換言之，個人觀看直播的消費行為是和其社會經驗交織在一起的，是行動者主動而非被動的過程。更重要的是，鑑於電視、互聯網和高端移動設備帶來的便捷，那些聚集在足球酒吧的人實際上有很多更為安靜的替代方式可以選擇，但他們並沒有獨自看球，而是選擇聚集在一起，儘管這種選擇要付出一些代價，如站幾個小時、坐在不舒服的座位上、或者提前佔座。
巴芬頓提出，「媒體即社區」（media-as-community）的概念更適用於理解他觀察到的行為。這一觀點主要陳述了媒體正大規模重構人們交往的形式，是改變而非替代原有的社會關係。因此，新的傳播媒介通過開闢新的社會交往途徑提供了社會化和共同體建構的契機。在這種情況下，電視直播成為聚集人群的初級動力，並成為後續互動的催化劑。在此意義上，大眾媒體成為暫時但直接的社會關係的核心。
巴芬頓還指出，體育賽事的聚會應該被視為一種共同體（communitas）而非社區。共同體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涉及更具體的時間上有界的事件、經驗或偶然性，其中參與者具有共同的興趣愛好，並且不注重社會地位和社會階級上的區別。雖然共同體不是社區，但前者可以通過在具體的交互背景中發現更抽象的認知和象徵意義上的共同感來幫助產生和維持後者。
雖然為球隊助威的聚會顯然與參與者所代表的社區並不相同，但共同體體現的社區精神卻是集體經驗重要的一部分，它不能被簡單歸為社會網絡或社區創造的一種機制，而是體現了更大的集體象徵的精神寄託。這些小群體可以成為以交叉社會關係為特徵的社會的微觀結構基礎。
[文章原題為「你不是獨自觀看：體育酒吧裡的媒體和社區」（You’ll never watch alone: media and community in the sports bar），首發於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團旗下在線學術平台Taylor & Francis Online。許中波對本文亦有貢獻，在此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