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大選背後的文化認同危機

荷蘭大選背後的文化認同危機 1

3月15日, 荷蘭迎來了投票日。歐洲大選年的「第一槍」已經打響,人們希望此次大選結果能夠幫助預測極右勢力和民粹主義在歐洲大陸的走向。自由黨(PVV)領導人,也是該黨的唯一一名黨員維爾德斯因其反穆斯林言論被各大媒體譽為「荷蘭特朗普」。荷蘭首相、中右派自民黨(VVD)領導人呂特為爭取選票也向極右勢力靠攏。他在公開信中對難民說:「要麼乖,要麼滾」,一系列排他的言論讓人們覺得摸不著頭腦,宣揚開放、自由的荷蘭在大選期間好像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在「荷蘭特朗普的問題上,筆者採訪了當地的幾位選民,他們表示沒有聽說過這樣的類比,其他人則表達了相似的觀點:「威爾德斯和特朗普的行為很像,他們都喜歡把話說得很髒。但他們之間並不存在一一對應,只有在穆斯林的議題上他們觀點一致。」極右翼的誇張言論實際上打開了從九十年代以來就被禁止討論的話題,種族問題是其中之一。「需要有人出來說說話,只要他不當首相就行。」儘管維爾德斯和他的右翼言論有著極高的曝光率,在荷蘭小鎮萊頓,我們看到選民真正關注的往往是與切身利益相關的問題。這些議題被媒體忽視,卻非常重要。

環保、教育以及大選中的文化認同

3月15日早晨10點,我們跟隨荷蘭萊頓大學文學研究專業碩士Laura Op De Beke來到她所在的投票點。Laura問筆者剛才的採訪情況,筆者告訴她大部分人都還算熱情,也有少數人表示要保密。「沒有什麼好保密的」,她說,「如果你覺得說出你支持的黨派都很尷尬,那麼你就不該選它。為什麼對自己的選擇沒自信?」這是Laura第四次參與投票,之前的三次,一次在荷蘭,一次在比利時,一次在英國。「在國外也可以投票,但你要主動申請。我父母住在比利時,他們在上週寄出了選票。」

Laura今年把票投給了綠色左翼(Groen Links)。這個黨派將綠色政治與左翼理想相結合,主要議題包括保護生態和動物,強調自由平等。作為一名素食主義者,Laura說她在選擇時並沒有太多猶豫。GL的原則和她的身份、信念是契合的,為這個政黨投票就像是認同自己。在如今的歐洲,越來越多的人認同素食主義的理念,掌控環保話語權的黨派也會因此越來越受歡迎。

荷蘭大選將全國統一為一個大選區,沒有特別代表某一選區利益的議員為該選區的人民說話,但這並不影響選舉資源的投放。在萊頓,這個歷史悠久的大學城,四處可見「民主66」(D66)的宣傳廣告。D66成立於1966年,政策較為開放、激進,一貫主張公投、同性婚姻和安樂死。在教育方面,D66主張政府加大教育支出,提高教育體制管理者的競爭力。在萊頓民俗志博物館(Museum Volkenkunde)門前,我們採訪到一位支持D66的選民,他說:「D66的議題中,我最關注的是教育,因為教育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核心因素。」

D66對於教育的關注可以說和萊頓整個城市的歷史文化非常契合。據說在1574年,威廉王子為表彰萊頓市民在反抗西班牙戰爭中的英勇表現,給了萊頓人民兩個選擇:免稅,或是建立一所大學。萊頓人民認為稅收政策可能隨時取消,但大學卻能夠綿延百年,因此才有了萊頓大學。四百多年後的今天,教育仍是這個城市市民關注的主要問題之一,是這次選舉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

追問「後真相」:自由的荷蘭將何去何從

在投票日前一天,佔總選民人數百分之三十的未決定選民眾仍在觀望。由於議會准入門檻低,荷蘭的小黨派如同雨後春筍般在這個多雨的國度紛紛湧出。代表動物利益的動物黨,反對過度知識產權的海盜黨,捍衛老人利益的長老黨,可以說反應出了荷蘭民眾多樣化的利益訴求。面對著日益複雜的政治局勢,不少荷蘭選民們也開始向網絡上的政治坐標測試求助,希望自己能做出一個理性的、符合自身利益的選擇。自由黨PVV只有一頁紙的黨章成為一個噱頭,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討好著習慣於碎片閱讀的讀者和具有選擇恐懼症的選民。

在2016年英國脫歐和美國大選的政治浪潮中,「後真相」(post-truth)這個詞語成了各大媒體的掌中寶。牛津詞典將其選為代表2016這一整年的年度熱詞(word of the year)。「後真相」的意思是在情緒化的、非理性的言論鼓吹之下,事實和證據的作用越來越弱,真相退到後台,成為次要的概念。此次荷蘭大選可以說是「後真相政治」的親兒子,從英美兩國「繼承」了反穆斯林和脫離歐洲一體化兩大特色。如果說「後真相政治」傳達出了一種捉摸不透的恐懼,那麼消除恐懼的最好方式或許就是追問它的意義。

「後真相」這一意思的最初使用是在1992年,塞爾維亞裔美國作家Steve Tesich在國家民族政壇雜誌(The Nation)上發表文章《一個說謊的政府》(A Government of Lies)。在這篇文章中,「後真相」與「政治」連綴起來,成為對政府失信的描述。然而,Tesich在這篇文章中不僅是控訴從水門事件到海灣戰爭的美國政府,更是警醒縱容政客撒謊的美國人民。在他對美國人民的批判中,很容易看到反抗極權主義的德國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影子。這位猶太裔的女哲學家(儘管她本人會反對這樣的標籤)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曾告訴人們,不反抗就等於犯罪。

如今,「後真相」在西方媒體的筆下不僅是當下政治形勢的代名詞,更是對整個時代、整個世界的描摹。2004年,美國作家Ralph Keyes出版了《後真相時代》一書。在他看來,失信不是政客的專利,我們每個人都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地撒謊,並且不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我們撒謊,但我們不願意承認撒謊。我們說這不是謊言,這是「詩意的真實」(poetic truth),是擴張的現實(augmented reality)。我們說這不是謊言,是基於事實的信息(fact-based information),是創新的誇大(creative enhancement)。

總結起來,所謂「後真相」的時代問題就是信任危機和理性危機的同謀。在此次荷蘭大選中,對於荷蘭的「多元文化主義」想像似乎已經過時。投票前未決定選民的踟躕,既是謹慎行使投票權的表現,也是認同危機的反映。向來以自由、包容、開放聞名的荷蘭人,在歐洲一體化和難民等問題上的退卻與遲疑,是否是「多元文化主義」退出歷史舞台的聲音?曾經那個提出同性婚姻合法化、軟毒品合法化的荷蘭未來又將走向何方?聚集著世界各國遊客的阿姆斯特丹紅燈區,將以這「自由的紅燈」作為警示。這是一場大選,但這也許不僅關乎政治。但願在大選的風波退去之後,萊頓人民不會忘記四百年前那個要大學不要免稅的選擇。找回教育,找回文化,找回身份認同。

今天的我們已經從「後真相政治」滑向了「後真相時代」了嗎?在這場信任危機、理性危機之下,我們應該如何選擇,怎樣相信他人,更重要的或許是,怎樣相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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