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6 月23 日，英國脫歐公投以脫歐派出人意料地險勝（支持率為51.9%）而結束。無獨有偶，11月8日美國大選，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唐納•川普（Donald Trump）也逆襲成功。英美兩個版本的「黑天鵝事件」相繼發生，都與全球化進程所帶來的影響有關，是「反全球化」思潮的產物。
但必須指出，這兩個相互關聯的事件，並不意味著全球化的終結，因為世界正處在新舊全球化轉換階段，與其說全球化在全面退潮，不如說新一輪全球化正在興起。其中，以中國為引領的新興經濟體成為新一輪全球化的重要推動力。當然，美國以及部分西方發達國家在全球化上的回縮，會給新一輪全球化帶來諸多複雜的挑戰。對此，非常重要的是觀察歐美的「反全球化」思潮將會如何進一步發展。
本文旨在分析歐盟「反全球化」思潮湧動的原因及其具體表現，並結合川普當選，簡要分析歐盟「反全球化」思潮的未來走向。
一、「現代化輸家」理論視角下的反全球化現象
在本輪始於20 世紀80 年代、由美國主導以及西方發達國家引領的全球化進程中，全球化已經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強大動力，但在2008 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國際貿易萎靡不振，國際投資下滑，貿易保護主義開始抬頭，「反全球化」的趨勢日益顯著。
「反全球化」，又稱「去全球化」，與以資本、生產和市場在全球層面加速一體化的全球化進程背道而馳，是指重新賦權給地方和國家層面。之所以出現這種向地方和國家層面「返回」的過程，原因之一在於，世界貿易的擴散加劇了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及其內部的不平等狀況；換言之，此輪全球化進程導致西方一種新的結構性分歧的形成，即全球化贏家與輸家之間的對立。
一般認為，20 世紀90 年代才被廣為運用的「現代化輸家」（modernization losers）理論可用於解釋反覆出現的社會變遷所造成的扭曲與斷裂。從歷史發展來看，由於歷史情勢的不同，現代化在各個時期的表現也會有所不同，因而會衝擊到不同人群並觸發相應的政黨崛起和壯大。鑑於全球化也被普遍認為是種現代化進程，即一個社會從一種舊的狀態發展進入一種新的狀態，也會造成贏家和輸家，因此可以認為，「現代化輸家」論點也可用於解釋當前的全球化造成的影響，包括「反全球化」思潮及其現象發生的原因。
「現代化輸家」是指收入低、受教育程度差的群體，他們不能適應現代化進程，在態度上與行為上與其他居民群體有區別。「現代化輸家」理論的主要內容是，西方工業社會處在持續的經濟、社會、文化與政治變遷之中，這一變遷要求社會成員不斷做出調整。在這個過程中，客觀的或至少是主觀感知到的經濟邊緣化、面臨的身份地位與聲譽損失以及社會排斥對個體產生影響，導致他們產生行動上的不安全感以及無能與孤立的體驗，並最終使他們形成右傾的態度模式。自己「低人一等」的感覺在心理上需要通過面對少數人群（「外部人」）的優越感和激進的民族主義來求得補償，由此產生了對相應政策供給的需求，而右翼民粹政黨很好地迎合了這種需求，如果其他的政治機會結構有利的話，這些政黨就有望在各層級的選舉中獲勝。
位於意大利佛羅倫薩的歐盟大學研究院（EUI）比較政治學教授漢斯彼得•克里希（Hanspeter Kriesi）指出了現代化進程帶來的各種結構變遷及其影響，並由此闡釋了右翼民粹政黨的崛起與「現代化輸家」之間的關係。
他把全球競爭的加劇與對個體適應能力所受壓力的增強聯繫在一起，並指出，這種適應能力尤其取決於文化資本即教育的支配可能性。在他看來，日益加劇的國際競爭尤其迫使高度發達的工業國家專門從事高度知識密集型商品與服務的生產和提供。結果是勞動力市場的差異化與分割化，以及社會狀況的日益分化、生活機遇的異質化、個人生活狀況以及社會群體之間相對地位的不穩定化。從中產生了兩個衝突：第一個是現代化進程的贏家（來自新的受教育背景較好的中產階層）和一個異質的輸家階層之間的衝突；第二個是現代化贏家階層內部不同群體之間的衝突。從這個視角出發，右翼民粹政黨的成功主要可以解釋為「現代化輸家」的反抗，一方面是反對在日益加速的全球化進程中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不斷增加的大量失業以及相對的邊緣化趨勢，二是反對主流政黨和精英沒有能力和意願有效應對這些過程。
瑞士蘇黎世大學比較政治學教授貝茨（Hans-Georg Betz）認為，右翼民粹思想的顯著特徵在於特別強調「差異」和「捍衛文化（自有）特徵」這兩個概念。右翼民粹主義者運用這兩個概念，賦予同他們看來最大的兩個威脅即全球化與伊斯蘭主義的鬥爭以合法性。
總體上可以認為，全球化進程帶來的後果與右翼民粹政黨的崛起之間有著緊密的關聯性。右翼民粹政黨的成功是全球化的陰暗面之一，全球化所帶來的後果是右翼民粹分子的「力量之源」。德國哲學家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也認為，全球化的經濟後果包括「受沉淪威脅的階層對身份地位的恐懼以及自我捍衛的反思」，這為「右翼民粹的情緒氛圍」的產生提供了基礎。
本文以下主要分析三個在歐盟內可以觀察到的「反全球化」現象，即右翼民粹政黨的普遍崛起、英國脫歐公投以及歐盟貿易保護主義勢力的抬頭。在筆者看來，這些現象某種程度上都可以運用「現代化輸家」理論加以解釋。
二、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歐盟內部不平等狀況的加劇
如上所述，「現代化輸家」理論的依據是，本輪全球化在各國之間和各國內部造成了贏家和輸家。尤其是自2008 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球深陷低速增長、跨境貿易低迷以及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失靈的泥潭，世界經濟短中期內無法走出陰霾。歐盟經濟由於歐盟內一系列危機如歐債危機、烏克蘭危機、難民危機、暴恐危機、英國脫歐危機的疊加而雪上加霜。歐盟內的社會兩極化和不平等狀況也日益嚴重。
根據歐盟統計局的數據，歐盟28 國和歐元區19 國經濟在2009 年降至20多年來的最低點，平均跌幅為4.37%和4.52%。在2010 年反彈後，2012年增長率再次分別下跌至-0.5%和-0.9%。在這之後，經濟才緩慢回升，但增長依然比較脆弱，有些國家的增長還很乏力。例如，2015 年希臘、芬蘭和意大利的增長率分別為-0.2%、0.2%和0.8%。相較於經濟增長率，歐盟和歐元區的失業率激增後並無明顯好轉。2009 年歐盟和歐元區的失業率激增至9.0%和9.6%，2013 年
達到10.9%和12%。直到2015 年年底，歐盟和歐元區的失業率依然維持在9.4%和10.9%的高水平。此外，歐盟內依然存在著青年失業率高企的結構性問題，直到2015 年年底，青年失業率仍然超過20%，遠高於金融危機爆發前16%以下的水平。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不僅歐盟各國之間的收入與財富差距不斷擴大，歐盟各國內部的收入差距和社會不平等狀況也在加劇。根據歐盟統計局的數據，歐盟各國平均基尼係數（社會轉移後數值）在2012 年後一直緩慢上升，2015 年甚至從3年前的30.4%上升到31%；歐元區的基尼係數在2012年也為30.4%，2015 年上漲到30.8%，其中2014 年甚至達到31%。而且，歐盟範圍受貧困或社會排斥威脅的人員比例其間雖略有改善，但仍處於令人非常擔憂的狀態：目前有近四分之一（23.7%）的歐盟公民被視作是受貧困或社會排斥威脅的。另外一個相關的憂患在於，越來越多從事全日制工作的人受到貧困的威脅。在整個歐盟範圍，這一比例從2009 年的7.0%增長到2015年的7.8%。
儘管德國總體上就業率上升、失業率下降，但這一比值在2015年仍然達到了7.1%，比2009 年時增加了兩個百分點。
另外，歐盟內北歐與南歐國家之間的社會鴻溝依然巨大。這尤其體現在希臘和西班牙龐大的貧困人口數量上。在這兩個國家，受貧困或社會排斥衝擊的人的比重分別達到28.6%和35.7%；兒童和青少年群體中的比例更高。事實上，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在絕大多數歐盟成員國，兒童和青少年的發展機遇惡化了，有的國家甚至是顯著惡化。在歐盟範圍，年輕人的參與機遇都要少於危機爆發前的2008 年。與此相應，同樣令人矚目的是，危機期間，年輕人的收入縮水幅度大於老年人養老金的縮水幅度（由此，受貧困或社會排斥威脅的老年人的比例從2008 年的23.3%下降到了2015 年的17.4%）。
由此可見，自2008 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歐盟內部社會不平等狀況惡化，迄今為止恢復有限；同時，歐盟內部在收入不平等方面還存在著南北落差和代際落差。此外，金融危機及之後的經濟危機與歐債危機也加劇了對歐盟內中產階層（收入介於中位收入的60%和200%之間）的侵蝕，歐盟大多數國家中產階層萎縮。中產階層的萎縮進一步導致各國國內總需求的下降，長期經濟增長趨勢放緩，並造成社會和政治不穩定，繼而推動「現代化輸家」的反抗和右翼民粹政黨的崛起。
很大程度上，伴隨全球經濟危機而來的中產階層人口數量明顯下降，極富和極窮人口明顯增加，導致所謂「M 型社會」的形成並產生全球性政治、經濟和社會影響，這在歐盟內部體現得尤為明顯。
三、歐盟「反全球化」思潮的具體表現
本文以下聚焦右翼民粹政黨的崛起、英國脫歐公投和歐盟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等三個現象。應該指出的是，這三個現象是相互關聯的，有時還發揮著相互助推的作用。
（一）歐盟內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普遍崛起
無論是民粹主義還是右翼民粹主義或左翼民粹主義，學界都沒有非常準確的定義。但民粹主義的一個重要且很大程度上普遍的特徵是，它們呼籲的是臆想中均質的「人民」或「小人物」，並為後者樹立起兩個維度的敵對形象：一是縱向維度，針對的是主流精英或曰建制派，由此民粹主義政黨把自己視為「人民」的唯一真實的代言人；二是橫向維度，針對的是在民粹分子看來不屬於「人民」的邊緣化人群，即「我們」與「他們」之間的對立。
通常，縱向的敵對形象被與橫向敵對形象聯繫在一起，例如民粹分子聲稱，社會精英以「人民」為代價，有意扶持「外部人」。此外，民粹主義依賴於魅力型領袖人物且具有運動型組織特徵。至於右翼民粹主義，它雖因各國特殊因素的不同（例如歷史、政治體制與文化）而呈現出不同形式，但也有類似性。
總體而言，對右翼民粹主義而言，重要的特徵是民族主義、仇外和威權主義。它們眼裡的「外部人」主要是移民，他們被認為受到了（腐敗的）精英階層的歡迎。而且，所謂「政治正確」的東西以及主導的話語都被右翼民粹分子宣佈為其最大的敵人。
最近20 多年以來，右翼民粹政黨幾乎在西歐和北歐的所有國家而且也日益在東歐取得成功。尤其是 2008 年以來的「大衰退」加速了（右翼）民粹政黨的壯大，全球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使得歐洲經濟持續低迷，失業率居高不下，激起了一些民眾的排外情緒，歐洲難民危機的爆發更是助長了民眾的不滿和仇恨，右翼民粹勢力借此得以擴張，一些歐洲國家的政局呈現右轉趨勢。
具體而言，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在法國，五星運動（Five Star Movement）在意大利已經有望挑戰執政地位，而德國新選擇黨（Alternative for Germany）崛起的勢頭也令人矚目，英國獨立黨（UK Independence Party）在英國脫歐公投過程中也發揮了重要的搖旗吶喊作用。波蘭的法律與正義黨（Law and Justice）、匈牙利的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Fidesz）甚至已經上台執政。這些右翼民粹政黨尤其在2014年5月的歐洲議會選舉中成為最大贏家。可以說，歐洲正經歷著一個「民粹主義時刻」。
下文選擇德國新選擇黨和法國國民陣線這兩個右翼民粹政黨，通過具體分析其綱領（供給側因素）和選民結構（需求側因素），尋找其崛起與「現代化輸家」之間的關聯。
由於歷史教訓，德國長期以來存在著「反民粹主義共識」。因此，右翼民粹政黨一直以來難以立足。但隨著德國新選擇黨的崛起，情況似乎發生了改變。作為反歐元的抗議運動起家的德國新選擇黨雖然在2013 年聯邦議院選舉中最終未能越過進入議會所需的5%門檻，但在其後的各次州議會選舉中都進入了議會，在目前聯邦議院選舉的民調中得票率達到了兩位數（12%至15%之間），有望在2017年的選舉後作為首個右翼民粹政黨進入德國聯邦議院。
德國新選擇黨吸引了反建制、反自由化、反歐洲和反對一切可被視為標準的事物的選民。考察該黨的綱領可以發現，它要求一個「自主的」德國，主張歐洲不能成為中央集權的聯邦制國家，並威脅說，如果其基本改革方案不能在歐盟現有體系中實現，它就會致力於讓德國退出歐盟或歐盟的解體。此外，它要求有序結束歐元區，如果聯邦議院不讚同這一要求，它建議就德國是否留在歐元區舉行全民公投。而且，它主張實施德國的主導文化，並認為多元文化主義思想是對德國社會和平以及德意志民族作為文化統一體存續的嚴重威脅；為此，它特別強調，伊斯蘭主義不是德國的組成部分。
在移民問題上，它要求徹底關閉歐盟外部邊境，在所有德國邊境引入嚴苛的人員檢查。其理由是，歐洲的自由遷徙權導致歐盟內大量移民從較貧窮的國家來到較富裕的國家、尤其是來到德國。為此，必須阻止以直接移入到德國社會福利體製為目的的移民。由此可見，德國新選擇黨將一個新的分岐點，即支持關閉邊境者與支持開放邊境者之間的分歧政治化了。
如前所述，德國新選擇黨迄今已經進入了德國16個州中的10個州的州議會。從其選民結構來看，雖然沒有集中分佈在某個固定的社會階層，但其支持者更多是對政治和社會現實存在不滿和失望情緒的民眾，在德國東部，這種不滿情緒更甚。他們中有不少屬於典型的中產階層，之所以選擇支持該黨，是因為該黨關於歐債危機和難民危機給德國經濟社會造成消極影響的論調切中了他們對現有政治的悲觀認識，或者喚起了他們的警醒態度。
法國的國民陣線於1972 年建立，一直到20 世紀80年代中期，該黨都將議題侷限在狹隘的極右範疇，如今已經發展成為法國的第三大政治力量。現主席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在2012 年的上一次法國總統初選中獲得了17.9%的得票；在當年的法國議會選舉中，該黨得票率增加了9%以上，達到13.6%。
身份認同是國民陣線思想中的核心內容，與此相關，選民支持國民陣線，也是因為他們贊成國民陣線提出的拒絕外來移民和對安全的要求。選民選擇國民陣線，還由於他們面臨社會解體的危險、經濟上的不確定性以及（實際或象徵性的）身份地位喪失。從選民結構來看，主要是下層人群支持國民陣線。2012 年的總統選舉表明，勒龐的選民很大一部分是未受過培訓的工人、一般技術工人以及普通職員。
從政策主張上看，國民陣線除反移民、反穆斯林以外，近年來也日益表現出反歐洲一體化和反全球化的特徵。國民陣線提出了「法國人優先」的口號，稱歐盟將像蘇聯一樣「瓦解」，主張法國脫離歐元區和北約，要求恢復邊境控制，並執行徹底的經濟保護政策以確保法國實現再工業化。進入2015 年夏天以來，隨著歐洲難民危機的持續發酵，國民陣線鼓吹的反移民排外思想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大。2015 年11 月，巴黎遭遇史無前例的血腥恐怖襲擊事件。之後，襲擊者利用難民身份抵達歐洲並實施恐怖主義襲擊的調查結論，讓其主張的「外來移民是法國恐怖主義根源」的論調獲得了更多法國民眾的認可。2015年12 月舉行的法國大區選舉的首輪投票中，國民陣線再次取得歷史性成就，在13個選區中的6個取得領先，雖然選民在第二輪投票中復歸理性，不再為了抗議主流政黨而投票給國民陣線，導致國民陣線最終遭遇慘敗，但是，國民陣線的發展勢頭絕不可小視。
目前，國民陣線主席勒龐有望在2017年的法國總統選舉中進入第二輪，雖然最終勝選的機會在觀察家看來並不大，但勒龐本人充滿了信心。
以上分析表明，在德國和法國，尤其是那些自認為「現代化輸家」的下層人群是右翼民粹政黨的主要支持者。在這些人看來，全球化是某種外來的「惡的」東西，給他們帶來了移民，由此帶來了工作崗位的不穩定性、生活狀況的惡化和身份地位的威脅。這些失去方向的、社會上被邊緣化的人群在右翼民粹政黨那裡找到了歸屬感。
而且，這些「小人物」的需求也得到了滿足：一方面，通過把負面的現代化後果或至少未能採取有效措施緩解後果的責任歸因於「腐敗的」精英，顯示了「小人物」對政治精英的不滿；另一方面，通過與精英和外來移民劃清界限，增強了他們在「小人物」共同體中的歸屬感，由此支持了他們的身份認同的形成過程。
（二）英國脫歐公投
本文以下有關英國脫歐的原因分析表明，英國脫歐主要原因之一也在於英國想要控制移民人數，尤其是來自歐盟內部的移民，反對這類人員適用歐盟的人員遷徙自由政策。
英國統計局2016 年5 月發佈的數據顯示，2015 年進入英國的淨移民人數達到33.3 萬人。其中，有18.4 萬人來自歐盟成員國（主要是中東歐國家），創歷史最高紀錄。時任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曾承諾將進入英國的淨移民人數控制在每年10 萬人之內，但他未能兌現承諾，給英國脫歐埋下了伏筆。有統計顯示，在從2011 年至2015 年的5 年中，進入英國的淨移民人數增加了一倍；相比2004 年歐盟東擴之際，進入英國的淨移民人數增加了近10 倍。這些歐盟內的移民被指責大量耗費了英國的社會福利資源，同時搶佔了英國人的就業崗位等。
在2016年6月23日舉行的英國公投中，部分選民選擇脫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可以從英國時任首相卡梅倫在公投前與歐盟談判達成的妥協中，看出英國的關切。根據該協議，英國將徹底告別建立一個「日益緊密聯盟」的一體化目標；引入針對社會福利傾銷的「緊急剎車」。據此，當英國的福利體制承受特別壓力的時候，英國政府可以在未來7 年裡削減來自歐盟其他成員國勞動力（主要是來自東歐的工作移民）的社會給付。由此可見，英國關切的議題主要是主權和限制移民。
有學者分析認為，在英國公投中選擇脫歐的是那些感覺被排斥在現代高度聯網的經濟與社會生活之外的人。主張留歐和主張脫歐人群的根本分歧在於他們之間出現了根本性鴻溝，前者是能夠在一個聯網的世界裡想像自己可見未來的人，而後者則無法做到。對後者而言，公投就成為他們的最後一條防線，來保證民族國家政治的優先性和地方的認同。
英國公投結果也表明了這一點。平均受教育水平不同的地區選民投票差異明顯。在選民平均受教育水平低的地區，投票選擇脫歐的比例最高；相反，英國全部20 個選民平均受教育水平最高的地區都選擇了留歐。受過高等教育者中主張留歐、脫歐之比為68︰32，而在只受過普通中等教育及以下人群中則為30︰70。職業背景方面也呈現出類似特徵：從事專業性職業者比例高的地區顯示留歐投票比例高，小時工資中位數更高的地區，也更多地選擇留歐。
另外，從選民人群的年齡來看也呈現明顯分歧。49歲以上的人多數支持脫歐，且年齡越大，支持脫歐的人數比例就越高；而49 歲以下的人多數支持留歐，且年齡越小支持留歐的比例就越大。其中，18—24 歲年齡段留歐支持率最高，達到71%。這種隨年齡高低呈現出的明顯的規律性選擇，恰恰反映了不同年齡段的英國民眾的理性選擇，這是因為投票選擇留歐符合全球化、一體化和互聯網背景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的生活理念和個性追求；相對而言，49歲以上的中老年人則對未來有限的人生時光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充滿厭惡，而對昔日大英帝國、英聯邦以及英鎊充滿美好回憶。
公投前的調查明確顯示，移民問題將很可能是影響公投結果的選題，雖然英國現有移民多的地區更多地選擇留歐。但對公投結果的分析顯示，脫歐投票與歐盟移民的變化比例密切相關，那些來自歐洲的移民迅速增加的地區，明顯地選擇脫歐。還有調查表明，那些接受多元文化主義、女性主義、環境主義和全球化理念的人選擇留歐；反之，對這一切有負面感知的人則選擇脫歐。對投脫歐票的人而言，他們的決定是基於主權考慮，即他們贊同英國應能自己做出決定，這一思考的背後是這些人想要減少移民，擔心歐洲一體化失控。
綜上所述，在英國脫歐公投中，也主要是那些感到受全球化尤其是歐洲一體化負面影響的「現代化輸家」選擇了脫歐。這些輸家更多的是受教育程度低、經濟狀況不穩定的「小人物」，他們在傳統的政治精英以及來自中東歐的移民身上找到了發洩不滿的對象。這些人也是英國右翼民粹政黨英國獨立黨的選民群體。英國獨立黨也正是打著反歐盟反移民的旗號，在過去幾年獲得了越來越多、感到自己被主流政黨和全球化拋棄的「輸家」的支持，得票率才有了大幅提升。
公投後，英國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明確指出，接下來在與歐盟展開脫歐談判時，必須回應選民在公投中表達的限制來自歐盟的移民的訴求。但是，歐盟方面無法接受英國方面的「挑肥揀瘦」，即一方面想要繼續享受歐盟內部市場的好處，另一方面又不想接受歐盟內部的人員遷徙自由，因為歐盟27 國擔心這會在歐盟內部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因此可以預見，歐盟27 國與英國之間的脫歐談判將會非常艱難。
（三）歐盟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
「現代化輸家」與貿易保護主義之間的關聯在於，全球化進程的輸家會要求本國政府通過採取貿易保護措施以及通過強調國家邊界與獨立性來尋求自衛。他們的立場與那些支持開放邊境和增強國際一體化的全球化贏家截然相反。
可以看到，雖然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歐盟啟動了與美國、加拿大和日本的自貿談判，但其進程並非一帆風順。其中不僅有美方和加方的原因，仔細觀察可以發現，也和歐盟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民眾在全球化背景下尋求保護相關。
例如，比利時瓦隆大區一度阻撓歐盟與加拿大之間的全面經濟貿易協定（CETA），認為該協定將會對該區的勞工、環境和消費者權益產生不利影響。事實上，該區與英國脫歐公投中選擇脫歐的地區一樣，在全球化衝擊下承受著結構改組和收入降低的危險。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TIP）在歐洲各國遭到強烈抵制，也是因為歐洲民眾擔心，歐洲在醫療、食品、勞動力市場和環境保護等方面的監管標準可能因此降低，從而令消費者和工人的權益受到損害。在這兩個案例中，爭端解決機制也是民眾反對的原因之一，因為他們擔心國家可能因此喪失監管能力而陷入不安全。
歐盟方面的「爬行貿易保護主義」（creeping protectionism）更明顯地反映在對華貿易防護措施的擬定中。自金融危機以來，歐盟內部有關來自中國的競爭削弱了歐盟各國國際競爭力、造成歐盟經濟持續低迷的論調比以往更為喧囂。例如，對英國脫歐，就有兩位意大利經濟學者認為，真正原因在於來自中國的競爭使英國人丟失了工作崗位。作為佐證，他們指出，過去30 年裡受中國進口激增影響的地區與脫歐投票之間存在著統計學上的強關聯。為此，歐盟內貿易保護主義暗流湧動。
例如，根據2001 年歐盟與中國簽署的《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第15 條規定，到2016 年12 月11 日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15年過渡期結束後，歐盟將在對中國出口產品進行反傾銷時終止目前改採用的「替代國」做法。但事實上，歐盟想方設法規避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並藉機提升其貿易保護體系。在歐盟委員會2016 年11 月提出的立法倡議中，歐方提出了貿易保護的新手段，其核心是對特定行業在特定情況下出現的「傾銷」行為，採取精確的重點打擊手段。例如，如果歐方「認定」中國的鋼鐵行業出現產能過剩或是產品價格中包含國家補貼的成分，將徵收高達數倍的反傾銷稅率，以「阻擋」中國產品對歐洲市場的衝擊。
與此同時，歐盟內對中資企業例如在德國的投資併購行為也頻踩剎車，如於2016 年10 月叫停中國福建宏芯基金收購陷入虧損的德國半導體設備供應商愛思強（Aixtron）。德國聯邦經濟部長加布里爾（Sigmar Gabriel）甚至揚言，要在德國以及歐盟層面引入新的投資規定，以防範來自中國的國有企業或有國家補貼的企業在德的「蓄意」收購行為。這些論調和行動的背後也隱含著向中國施壓，要求更大程度開放市場的意圖。
同樣，2016 年6 月22 日歐盟委員會發佈的最新對華政策文件《歐盟對華新戰略要素》一方面表達了與中國加強合作尤其是經濟合作的強烈意願，另一方面也異常高調地強調雙方相互合作的所謂「對等性」和「公平性」，還將對等原則列為歐盟與中國發展關係時需要遵循的首要原則。
種種跡象表明，在歐盟經濟振興乏力的背景下，那些感到自己在全球投資貿易中遭受不利的歐盟國家和地區，正在出現滑向貿易保護主義的傾向，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精英希望通過這種高築壁壘、自我孤立的方法，來回應民眾對生活狀況和政府政策的不滿。
四、川普當選助長歐盟「反全球化」思潮
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給整個歐洲造成巨大衝擊。歐洲的政治精英們擔心，在「川普效應」的助推下，歐洲右翼民粹勢力將進一步獲得動能，他們在摩拳擦掌，希望自己在接下來的選舉中也能勝選，2017 年法國、荷蘭和德國都將舉行大選。這些國家的右翼民粹政黨領導人對選舉充滿期待，這是因為那些原本不去投票的選民，在「川普現象」的鼓舞下，可能感覺到自己的選票會起作用，從而爭相去投票並參與到政治活動中。
至於英國脫歐，川普在競選中表示出對英國脫歐的理解與支持，並認為，現任德國總理默克爾的難民政策毀滅了歐盟。因此，川普的當選，會給已經面臨內部離心力的歐盟增添一股強大的外部離心力。2016 年12 月4 日，意大利總理倫齊推動的憲法改革公投失敗，人們已經在擔心，意大利的右翼民粹政黨五星運動會因此得勢，後者已提出要舉行「脫歐公投」；在法國，國民陣線領導人勒龐同樣表示，若她當選法國總統，也將推動法國就是否留歐舉行全民公投。
另外，川普領導下的美國也將採取與全球化相悖的回縮行動。在經濟方面，由於川普總體上認為此類自貿協定讓美國吃虧了，因此TTIP 的談判很可能會被「凍結」。與此同時，如果美國單方面徵收高額關稅，新興經濟體有陷入衰退的危險，歐洲的就業崗位也會因此受到威脅。受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驅動，歐盟內部要求加強貿易保護措施的呼聲也會進一步增強。由此可見，在川普上台後，歐盟內的「反全球化」思潮很可能進一步強化，尤其是右翼民粹政黨會進一步擴大地盤，由此迫使主流政黨也採取某種右傾立場，以迎合民眾的不滿情緒。
但也必須辯證地看到，歐盟內部依然存在著主張延續全球化進程的力量。例如默克爾在啟動德國2017年二十國集團（G20）主席國任期的發言中表示，G20有責任共同通過深化國際合作，而不是通過設隔離牆或回歸民族主義來應對全球化世界的緊迫挑戰，只有這樣，G20 才能使全球化惠及所有的人。
在「反全球化」暗流湧動的歐盟，默克爾的表態無疑是一個亮點，因為歷史經驗表明，退回到民族主義，並不能有效應對全球化帶來的挑戰，只會適得其反。
（本文原刊於《國際展望》2017年第1期，原題：「歐盟反全球化思潮湧動的原因與表現」。略去註釋，正文有簡化和文字技術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