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鄉愁與民粹的迷思:本屆法國大選中的「第六共和」思潮

革命的鄉愁與民粹的迷思:本屆法國大選中的「第六共和」思潮 1

在2017年法國大選即將進行首輪投票之際,勝負態勢前所未有地晦暗不明。此前一度被公認為邊緣候選人的冉·呂克·梅蘭雄(Jean-Luc Melenchon),在最後一個多月裡異軍突起,對領先者構成嚴峻挑戰。他的「第六共和」政綱,也再次回到政壇聚光燈下。然而返回到歷史情境中不難發現,在這位雄辯演說家的激進政綱背後,隱藏著對革命的復古情結,以及危害性相比極右翼不遑多讓的左翼民粹主義。

何謂「第六共和」?

法國的總統選舉並非固定以建制政黨為基礎,在老牌政黨之側,同樣可以形成新興政治運動並擁戴候選人,本次大選最為典型的就是脫離社會黨組建「前進!」(En Marche!)運動的馬克龍,以及放棄左翼黨而組建「不屈法國」(France Insoumise)運動的梅蘭雄。

梅蘭雄此次競選的招牌政綱是「第六共和」,即認為從1958年開始的第五共和已經弊端叢生,不滿足於小修小補,而要另起爐灶重新制憲。早在2012年大選中,他就已經提出了相同構想。今年3月18日,梅蘭雄陣營再次發起聲勢浩大的「第六共和遊行」,聲稱召集到13萬人參加。也正是從這一事件開始,他的民意指數開始飆升,不僅超越左派陣營的競爭對手阿蒙(Benôit Hamon),而且躋身第一方陣。

之所以選擇3月18日,是因為這一天是1871年巴黎公社誕生紀念日。遊行路線是從巴士底廣場出發,到共和廣場結束。除「不屈法國」之外,法共和幾大工會都參與其中;在梅蘭雄倡導下,活動結束之際全場高唱《國際歌》。這些因素無不顯示出此次運動的左派色彩。而所謂「第六共和」,事實上也正是一個左派版本的歷史敘事與未來構想。

梅蘭雄版本的修憲計劃,首要矛頭是他所謂的「總統君主制」,即在他眼中,第五共和體制賦予法國總統過大的權威,例如憲法第16條授予總統在緊急狀態下可以「採取形勢所需的各種措施」——換言之一種近似獨裁的權力,第35條授予政府不經議會同意而派兵的權力,第36條賦予內閣頒佈「戰時狀態」的權力,甚至在梅蘭雄看來,總統有權任命高級文武官員,都是「總統君主制」的一種表現。

對此,梅蘭雄開出的藥方是「把權力交還給人民」,要求建立一個「穩定的議會制,政府掌握行政權並對議會兩院負責」。雖然字面上平淡無奇,但它的實質訴求在於,把法國現行的「半總統制」更改為歷史上第三共和(1870-1940)和第四共和(1946-1958)時期的體制,即削弱總統權力,行政權從總統轉移到內閣手中,並接受議會的嚴格管控。梅蘭雄聲稱,如果自己當選,將是「第五共和最後一任總統」。

這位激進左翼候選人秉持的不僅僅是一種反向思路,更是一種的發散思路。他主張要摒棄那種認為制憲只涉及到公共權力組織的觀念,而要把各種權利都囊括進去。正因如此,擬議中的「第六共和」憲法實際是個政治-社會大雜燴,不僅包括廢除「總統君主制」、通過全民公決罷免履職中的民選代表,還包括了墮胎權、輔助自殺權、降低投票年齡、更嚴格的環保規範、動物權利保護、完全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等林林總總。

除梅蘭雄之外,同屬左翼陣營的社會黨候選人阿蒙也明確表態支持「第六共和」理念,並提出了一個「公民49-3」政綱。現行第五共和憲法第49-3條授予政府以信任案下注,力保重要法案不經議會投票強行闖關,從而強化了行政權的職能。過去五年中,歐蘭德政府多次動用這一條款,為具有自由化傾向的改革法案護航,結果遭到激進左翼的強烈反對。因此阿蒙針鋒相對地提出「公民49-3」,即全體選民的1%提出動議,議會必須審議某項法案、或者暫停適用某項法律,試圖以此來沖銷現行憲法對行政權的偏重。

除了這兩位左派候選人,其他候選人雖然同樣提出體制改革倡議,例如削減議員數量、擴大公決適用範圍等,但對於從根本上另起爐灶的「第六共和」保持距離,認為沒有必要大規模修憲。立場保守的共和黨候選人菲永更是表示,「無休止地變更體制,是一個國家在自愛與自立方面遭遇困難的表現」。

不過,「第六共和」的倡議卻得到來自法國部分知識界和媒體人士的強力聲援。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世界報》原編輯部主任、調查新聞網站Mediapart創辦人之一普樂奈爾(Edwy Plenel)。在今年三月發表的一篇文章中,這位資深左派記者對醜聞纏身的共和黨候選人菲永發起猛烈攻擊,他援引原社會黨總統密特朗在1960年代批評戴高樂的措辭,稱第五共和體制是一場「持久政變」(Coup d’État permanent),認為「作為法式波拿巴主義的化身,第五共和過時的總統制從內部摧毀了政治本身」。

頗具諷刺意義的是,普樂奈爾援引一份美國經濟智庫的研究報告,來為法國政治開出藥方,建議刪除憲法中的三個條文以減弱總統權力:任命和召回總理的權力(第8條)、解散國民議會的權力(第12條)、以及總統作為軍隊領導人的身份(第15條)。和梅蘭雄的改革方案一樣,這意味著將法國總統貶為虛位元首,權力重心交回到議會手中。

革命的鄉愁:乞靈1793年憲法

所謂「第六共和憲法」如何產生?按照梅蘭雄的設想,他將訴諸現行憲法第11條,召集制憲會議。通過普選產生1000名左右制憲代表(其中一部分通過抽籤產生),而這些制憲代表既不能是曾經的國會議員,也不能是現任議員,甚至將來也不能競選議員,換言之,這樣一部另起爐灶的憲法,很大程度上將由「政治素人」來起草。

這一倡議乍看有耳目一新之感,但也令人聯想到法國憲政史上一次慘重的失敗。大革命爆發之後,第一部憲法正在起草過程中,當時嶄露頭角的雅各賓派領袖羅伯斯庇爾曾於1791年5月提出動議,要求制憲議會議員不得在隨後的立法議會中連任。這一動議名義上的出發點是為了防止制憲者徇私、在憲法中加入有利於自身的內容,但隱含的動機是針對當時已經在政壇上成名得勢的頭面人物,限制他們的影響力。

然而,這一動議通過之後,在制度建構上造成了嚴重後果。這種人為製造的斷裂,將制憲者與隨後的立法者完全隔絕。制憲者無法將此前折衝樽俎的政治經驗帶到憲法的日常運作之中,而隨後產生的立法者作為新人,也無法領會制憲者的意圖。憲法頒佈之前和之後,由兩套完全不同的人物負責操作。政治演進在人事上的傳承關係,被這種表面理想、實則權謀的動議所阻斷。雖然當時羅伯斯庇爾還沒有攀到權勢頂峰,但這一至關重要的動議,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這部憲法後來的多舛命運,也成為托克維爾筆下缺乏實際行政經驗的文人治國的一個額外腳註。

在這個「羅伯斯庇爾時刻」220多年之後,同樣以激進左翼立場起家的梅蘭雄,祭出和當年這位先驅類似、甚至更加苛刻的動議。如果說對制憲代表的整體隔離是革命時代的迴響,那麼他本人聲稱一俟制憲完成就「功成身退」,則透出對西方文明古典時代「大立法者」角色的自我期許。更有甚者,他還糅合進20世紀以來左翼民主理論「與時俱進」的產物,要求一部分制憲代表通過抽籤從普通人中產生,以體現足夠的民意代表性。然而,和訴諸常人情感的陪審團不同,制憲本身是一項需要經驗和遠見的智識活動,儘管這種智識仍然可能犯錯,但這並不是從深思熟慮轉向訴諸偶然的理由。

同樣,普樂奈爾的文章也援引了一項久遠的歷史文獻——法國革命時期的1793年憲法。作者稱頌這部憲法「也許具有最激進的民主靈感……它在前言中為我們留下的第二部《人權與公民權宣言》充滿勇氣。這份宣言裡寫道:『人民始終有權覆核、改革、更換憲法的權利。一代人不能讓後代臣服於自己制定的法律。』」

在法國革命的激進化時期(1793-1794年),雅各賓派使用暴力清洗了吉倫特派,推出這部革命色彩濃厚的憲法。置於篇首的新宣言出自於羅伯斯庇爾的手筆,取代了被後世傳頌的1789年宣言,其中不僅規定人民有權出場修改憲法,而且倡導「抵抗壓迫」和「反叛」的權利,甚至規定「任何僭越主權者,應被自由人立即處死」。在整個法國憲政史上,1793年憲法都是最激進、最具暴力色彩、蘊含著最不穩定因素的文本。

這部憲法一經頒佈,就被莊重封存,準備等戰時狀態結束開始運作,但隨著雅各賓派倒台,從此成為絕響。然而正因如此,這部從未實施過、也難以實施的憲法(及其宣言),反而成為激進左翼的歷史神話。而乞靈於1793年憲法,則成為法國憲政史上一個週期性的主題。當雅各賓派被熱月政變推翻之後,城市貧民的示威口號便是「面包與1793年憲法」。而此後兩個世紀中,每當體制鼎革之際——例如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甚至1946年憲法制定過程中,激進力量都會將目光重新轉向這部憲法。令人驚訝的是,在革命之後220多年,法國左派知識分子仍然對此念茲在茲,援引羅伯斯庇爾的作品來為「第六共和」尋找理論依據。革命的神話與鄉愁,的確溶入了法國左派的血脈當中,而且程度超乎想像。

民粹的迷思:「人民」作為終極解決方案

在數月以來的選戰進程中,國民陣線和瑪琳·勒朋所代表的極右翼民粹思潮已經被各界所警惕;但梅蘭雄所代表的極左翼民粹主義,卻隨著首輪投票之前的民飆升,才成為一個新的輿論焦點。以3月18日的「第六共和遊行」作為樣本,可以管窺這種左翼民粹主義的話術。

梅蘭雄被公認為當代法國政壇上最具雄辯風格的政客,而他在共和廣場上的演講,也展現出獨出心裁的形式。和絕大多數單側面對聽眾的講台不同,他的小講壇置於廣場當中,360度地被聽眾所環繞,形成一種充滿「浸入感」的街頭演說風格。這對於他所著力強調的「人民」概念,無疑是最為恰當的呼應形式。

按照梅蘭雄的基本立場,「人民」是第六共和體制的靈魂所在,不僅憲法必須提交全民公決通過,而且人民可以發動全民公決來罷免從市長、省議會議員到共和國總統的任何民選職位。他聲稱,「當人民在自己的國家裡沒有在一切事情之上、為了一切事情享有主權時,共和體制就沒有實現」。

梅蘭雄使用了一個看上去空泛的字眼——「地球上的強大力量(puissant de la Terre)」——來稱頌人民。事實上,這一修辭同樣有著深厚的革命歷史背景,它出自羅伯斯庇爾的得力助手、被稱為「革命的大天使」的聖茹斯特(Antoine Louis de Saint-Just),原話是「不幸者是地球上的強大力量,他們有權以主人身份,向忽視他們的政府說話」。正是對這種「強大力量」的召喚,法國革命從精英主導的制度變遷,逐漸逸出軌道,民眾一次次地從街頭干預政治進程,最終以「恐怖統治」達到高潮。

除了暗引聖茹斯特之外,梅蘭雄還援引了社會黨創始人饒勒斯(Jaures)的論斷:「政治民主可以歸結為一項核心理念,或者說唯一理念,就是人民的政治主權。」但梅蘭雄將這項原則泛化,公開號召:「啊,我的人民,如果你不想讓一切都變得不利於你,你就必須改變一切!」甚至簡單粗暴地宣稱——「不管問題是什麼,解決方案都是人民!」

從許多方面來看,梅蘭雄都可以被視為西方古典傳統中demagogue(擅長蠱動魅惑的民眾領袖)的一個現代變種,當他以「滾蛋主義」(dégagism)為旗幟,號召同建制派劃清界限,並在演講中高喊「聽我說!是我拉響了警報」之時,彷彿正是法國革命中「人民之友」馬拉的現代化身。從這種意義上說,他承襲了自法國革命以降的德穆蘭、馬拉、埃貝爾、饒勒斯的街頭鼓動傳統。英國詩人拜倫曾經形容盧梭是「噴射出激情與魅惑/卻從災禍中絞榨出/勢不可擋的滔滔雄辯」,而用在梅蘭雄這位左翼民粹領袖身上,可謂無一字不貼合。

第六共和:虛幻的答案與真實的問題

雖然左派版本的「第六共和」滿懷革命的鄉愁與民粹的迷思,但暴露出來的問題本身卻並非全然虛幻。

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最早闡發了現代意義上的三權分立理論,但事實上法國從來沒有真正予以實現。相反,自1789年革命以降,一部法國憲政史,是立法-行政二元對立的歷史。人民主權與議會至上,與波拿巴主義的行政強權,構成了近代以來法國政治發展相互糾纏衝突的主軸。而第五共和的建立,也必須放在這一框架下理解。

雖然在1792年就首次成立共和,但這一體制在法國的真正確立,要到1870年代第三共和時期才宣告完成。1875年憲法確認了行政二元首長制:總統任命總理,內閣向議會和總統集體負責;總統在徵得參議院同意的情況下可以解散眾議院。但1880年代後,總統在事實上放棄瞭解散議會的權力(格列維憲法),從而內閣只向議會負責,不再向總統負責。這種制度安排上的失衡,導致第三共和時期的內閣處於高度不穩定狀態,從1871年到1940年的七十年間,如走馬燈一般經歷了104屆政府。二戰之後,第四共和體制的權力配置仍然明顯地傾向於立法權,在議會強勢和黨派分散的背景下,政府的不穩定性並不遜於第三共和時期。

在阿爾及利亞危機的逼迫下,戴高樂以其個人信念鍛造出1958年的第五共和憲法。總統成為體制運轉的樞紐,有權任免總理、頒佈法律並解散議會,總理對議會負責,下院通過彈劾和信任投票來控制政府。其中至關重要的一個步驟,是戴高樂1962年力排眾議,通過全民公決修改憲法,將總統從間接選舉改為全民普選產生,從此行政權和立法權具備同樣的民意合法性基礎。法國第五共和形成了立法權和行政權平分秋色的「半總統制」,而這也正是被左派指責為「總統君主制」或者「持久政變」的根源所在。

由是觀之,現行的法國第五共和體制,無疑帶有戴高樂的深刻烙印,但同時也達到了相當程度的綜合,議會的倒閣權同總統的解散議會權相制衡。而梅蘭雄和普樂奈爾等人鼓吹的「第六共和」,在公共權力配置角度來說其實並無新意,本質上是從半總統制退回到議會制、甚至是自廢武功的第三共和「格列維憲法」模式。

但無論是哪裡,「制度必須與人事相配合」(錢穆語),第五共和的創設本身具有強烈的戴高樂色彩,而此後的歷任總統都缺乏戴高樂式的君王氣質(即便「超級總統」薩科齊也不例外),總體而言都是民主體制的信徒,加上國際環境相對有利,因此類似憲法第16條規定的緊急狀態權力這樣的「王權式」總統權力並未充分延伸。然而在傳統戰爭風險降低、反恐形勢嚴峻的時代,行政權力的擴張是否會進一步突破制度框架,成了一個值得矚目的問題。尤其是,在2017年大選的背景下,法國憲法學界開始擔心,一旦真的發生「黑天鵝」事件,極右力量在法國上台,那麼第五共和憲法賦予總統的極大權力,可能將葬送這一體制。無論是議會兩院還是憲法委員會都無法阻止,更不用說,法國政治生態中司法機構的角色和美國無法相提並論,剎車機制更為脆弱。

另一方面,2017年大選展示出一種同法國半世紀以來左右對抗格局迥然不同的政治景觀。傳統的中左和中右黨派表現低迷,執政的社會黨深受「內傷」,意識形態遭遇斷裂,組織上也有分崩離析之虞;而中右陣營同樣飽受醜聞和內訌困擾,不排除在第一輪投票中雙雙出局的風險。而接下來無論是中間派崛起,還是極右力量修成正果,都將構成政治版圖上的「板塊漂移」。作為容納政治力量聚散的制度框架,第五共和也將遭遇深刻挑戰。

結語:兩種民粹主義

從本質上來說,2017年大選中重新興起的「第六共和」思潮,是法國左翼激進派別對現狀不滿而提出的訴求,它接續了雅各賓派、巴黎公社和社會主義運動的激進傳統。在左翼溫和派執政的背景下,同一陣營激進派別大聲疾呼推翻現行體制另起爐灶,更顯出既有格局的弔詭之處。

然而,共和體制不是智能手機換代,數字越大便越先進。從梅蘭雄等人的政策主張來看,這種訴求名為「六代」,固然有新的社會權利因素加入其中,但在制度建構的核心部分卻顯示出向「四代」甚至「三代」復歸的趨勢,更有甚者是向初代產品致敬,而完全無視歷史上曾經遭受的慘重失敗。無論採用多麼流行的科技加持(梅蘭雄多次採用全息投影技術讓自己同時「現身」在不同地點舞台向支持者喊話),都難掩這種華麗面相之下的返祖本質。

正如學者劉瑜在考察美國民主體制中民粹流變進程所指出的,左翼和右翼民粹主義往往相輔相成,很少只有單方面的孤立現象,二者經常互相激發、互相惡化,例如羅斯福新政後左翼勢力的勃興激發出麥卡錫主義的反彈,而放在法國語境中,由此也可以理解為什麼在2017年總統大選中,國民陣線所代表的右翼民粹主義和梅蘭雄所化身的左翼民粹主義,能夠同時興起。當瑪琳·勒朋的競選口號「以人民的名義」,遭遇梅蘭雄的「不管問題是什麼,解決方案都是人民」,這種話術的頏頡與對沖,也讓人看到左右兩翼民粹主義激情掩蓋下的空虛。

如果說國民陣線的危害性已經引發法國和整個國際社會的擔憂,那麼左翼街頭鼓動家的的魅惑在某種程度上說其實更具危害性。右翼民粹主義往往是保守、消極、被動的,是對外界變化的應激性反應,以悲情為主導敘事模式(例如生存空間受到擠壓,或者身份認同遭到破壞),局外人不易進入;而左翼民粹主義卻往往是進取、積極、主動的,有意識地促成改變現狀,並且以普適性的權利話語來予以加持,具有更強大的動員機制,也更容易裹挾民眾。

法國著名媒體人、冷戰史專家沃爾東(Thierry Wolton)曾指出,雖然政治立場看上去針鋒相對,但左右兩個極端派別領導人實際上具有深層的一致性,都致力於吸引自認為遭到忽視的選民群體、反對同樣的價值(代議制民主和歐洲),都對其他國家威權領袖表示敬佩。而外界對勒龐的「妖魔化」反過來導致了對梅蘭雄的「聖徒化」,或者至少遮蔽了後者的危害性。

對於翻過二十世紀這頁慘痛歷史的世界來說,這兩種民粹主義的區別與契合似乎已經成為一個容易被遺忘的事實,法國大選卻再次就此敲響了警鐘。

分享文章:

發表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