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間，美國3K黨、新納粹等白人至上主義組織以捍衛南北戰爭時期南方著名將軍羅伯特‧李的雕像為名，在弗吉尼亞州夏洛特維爾市集會遊行，進而與反對人群發生衝突。其間，一名白人至上主義者駕車加速衝入反對人群，釀成1死19傷的慘劇。
這一事件是美國近年來種族衝突的一個縮影。白人至上主義者鼓吹的「白人的命重要」（White Lives Matter）針對的是由2014年密蘇里州弗格森市十八歲黑人青年邁克爾‧布朗（Michael Brown）被白人警察射殺所引發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而他們所高喊的「你們無法取代我們」(You will not replace us)則折射出他們對美國族裔構成變化趨勢的焦慮，即白人在美國人口中的佔比下降，而非裔、拉丁裔和亞裔所佔比例上升。伴隨族裔構成變化的是政治影響力的此消彼長，一個頗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在得到幾乎相同比例白人選票情況下，同為共和黨人，小布希贏得了2000年大選，而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則輸掉了2012年大選。
與這種對族裔構成變化的焦慮相輔相成的，是對多元文化主義的質疑乃至抗拒，其代表作品便是政治理論家 山繆·P·杭亭頓 （1927—2008）於2004年出版的《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國內中文版於2005年推出）。杭亭頓在本書中認為，多種語言和文化在美國社會的並行不悖已經影響到美國作為一個國家整體的認同，因此需再度強化英語及英語文化在美國社會生活中的地位，推動少數族裔的「美國化」，以增強美國社會的凝聚力。
種族與文化構成了界定「誰是美國人」的兩大重要維度，自建國早期起便是如此。網上不少文章已對這方面的大體歷史發展有所敘述，因此筆者在此便不加以贅述，而是打算主要從這些文章較少談及的移民、歸化、婚姻及選舉權法規入手，管窺美國歷史上的社會變遷與「誰是美國人」之辯。
「誰是美國人」問題的由來
作為美國第一部國籍法，《1790年歸化法案》（Naturalization Act of 1790）在居住年限之外規定，只有自由白人方可申請歸化，這一條款為之後多部歸化法案所繼承。自由黑人在部分州享有的選舉權利，也隨著1820年代末因安德魯·傑克森擔任總統而形成的「傑克森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而轉移到下層白人男性那裡，這部分下層白人得益於選舉財產限制的消失而獲得了選舉權。自此，美國公民權界定中的黑白種族分野得以確立。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正值市場交易不斷深入美國經濟生活，自己自足的自耕農生活開始解體，貧富差距逐漸拉大（有學者稱之為「市場革命」），因此有研究者認為，傑克森民主滿足了下層白人男性在經濟生活不如意之時建立區隔的訴求，意在防止他們與非洲裔人群建立跨種族的聯合，進而反抗現有秩序。
然而白人內部也並非鐵板一塊，而是依族裔和文化分化為不同的次群體，相互衝突和競爭。其中1840年代因愛爾蘭大饑荒引發的移民潮對當時的美國族裔構成產生巨大衝擊，其天主教信仰及反英情緒都與被奉為主流的盎格魯-薩克遜新教文化格格不入，進而直接促成了以反移民為主要政治綱領的一無所知黨（Know Nothing Party）的崛起。但由於缺乏統一的歸化管理和選民登記制度，投票舞弊司空見慣，這些新移民便成了以坦慕尼協會（Tammany Hall）為代表的民主黨政治機器籠絡的對象。（對這段歷史感興趣的讀者可參見2002年出品，由知名導演馬丁·史柯西斯斯執導的電影《紐約黑幫》[Gangs of New York]。）
在一無所知黨努力維持美國盎格魯-薩克遜新教核心文化的同時，美國國土的擴張以及其對全球經濟的參與推動更多族裔和文化出現在這個國家。作為1846至1848年間美墨戰爭的產物，為數眾多的信奉天主教的墨西哥人成為美國公民。華工則因修建西部鐵路的需要以及淘金熱的興起而來，他們被主流白人群體稱為異教徒（heathen）。南部棉花經濟的發展使得對黑人勞動力的需求進一步增加，奴隸制並未像部分具有啟蒙思想的國父們設想的那樣自然萎縮和消亡，反倒從南部沿海地區延伸至內陸。儘管1807年美國正式禁止了黑奴進口，但走私活動仍舊延綿不絕，國內奴隸貿易更是迅猛發展。
在棉花和人口貿易雙重利潤刺激下，美國國內非洲裔人口激增，其數量之大（至內戰前夕已有約四百萬）令不少人道主義者對徹底廢除奴隸制一事望而生畏：19世紀早期將被解放的黑奴移回非洲進行殖民的計畫已不可行；如此眾多的自由黑人如何與白人和平相處，他們又將享受何種權利，成為擺在人道主義者面前的難題。因此，在相當長時間內，即便是在美國北方，廢奴主義者也遠非社會主流。
內戰及重建時期：廢奴、排華與對混血人群的恐懼
1861至1877年的美國內戰與重建成為界定「誰是美國人」的一個關鍵結點。
1836年起上任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羅傑·B·托尼（Roger B.Taney，1777—1864，此君在馬里蘭州議會前的雕像剛被移除）在1857年的史考特訴山福特案（Dred Scott v. Sandford，史考特1795年生於弗吉尼亞州，是一名黑人奴隸，但曾被主人帶到北方）中裁定，即便是自由黑人也並不享有美國公民權。1868年通過的第十四條憲法修正案推翻了這一決定，規定任何出生在美國或經過歸化的個人都是美國公民。從此，出生公民權成為定法，即便是在排華法案時期，經由1898年的黃金德案（United States v. Wong Kim Ark，黃金德是一名華裔，1873年生於舊金山）的裁定，出生在美國的華人也自動成為美國公民。1870年通過的第十五條憲法修正案則禁止以種族、膚色或前奴隸身份限制投票權，從而正式賦予非洲裔美國人以選舉權利。
然而，聯邦政府權力的增長在擴大公民權範圍的同時，也蘊含著新的限制性可能，這在移民事務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以愛爾蘭裔為主體的移民在東部飽受歧視的同時，在西部則以純種白人自居，與華工衝突不斷。他們借助內戰與重建時期甚囂塵上的「自由勞工」（free labor）與「奴隸勞工」的二元對立話語，指責華工是無人身自由、依附於僱主的苦力（coolie），進而拉低了白人工資。在他們的影響下，國會於1882年通過《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禁止華工入境，為期十年，之後於1892年續期，並於1902年永久化。該法案開啟聯邦政府以種族為依據限制移民之先河。
在勞動力競爭之外，對種族構成變化的憂慮也是推動《排華法案》通過的重要因素。白人指責華工社區以男性為主，刺激了娼妓業發展，華人娼妓的存在則構成對白人男性的不當誘惑。作為《排華法案》的前身，1875年通過的《佩奇法案》（Page Act of 1875）禁止被認為是娼妓的華人女子入境。此外，大量「單身」（事實上大多數人已婚，只是將妻小留在國內）華人男性的出現也被認為是對白人女性的威脅。這與東部對黑白混血的恐懼異曲同工。奴隸制批判者的論據之一便是白人奴隸主強暴女奴隸，生下混血後代。內戰與重建時期的民主黨指稱支持黑人權利的對手為「黑共和黨人」(Black Republicans)，並四處散播他們以黑人女性為情婦的政治漫畫。對黑人男性侵犯白人女性事件的誇大成為南方各州推行種族隔離制度的理由。在此情況下，美國多個州通過法律，禁止跨種族通婚。
對混血人群恐懼的另一個後果是，美國儘管長期對加勒比海島嶼、拉丁美洲和太平洋虎視眈眈，但最終僅吞併了夏威夷等廖廖數地，並將菲律賓人排除在美國公民權利之外。
伴隨族裔進一步豐富而來的多元文化主義及異見
就在各州極力釐清國內各種族間界限之際，新一波移民潮的來臨進一步豐富著美國國內族裔的樣貌。這一批移民的來源以東南歐國家為主，信仰上以天主教和猶太教居多。他們的到來再度引發美國國內原有白人群體的強烈反彈，他們一方面推進「美國化」運動，力求從語言和文化方面改造新移民群體，另一方面主張立法限制移民，其結果便是《1917年移民法案》（Immigration Act of 1917）中對文化水平、身體健康和政治觀點等方面的要求，以及1921年建立的移民來源地配額制。至於無權歸化成為美國公民的亞裔移民則完全被禁止。這種對「無法被改造」的亞裔的恐懼在太平洋戰爭期間達到頂峰，十餘萬居住在西海岸的日裔僑民和日裔美國人被強行遷移至內陸集中營關押，以防他們向日本提供情報。
二戰後，伴隨著美國世界地位的上升，越來越多人對這個國家內部的種族限制與區隔提出質疑。反猶思想與移民來源地配額制的存在阻止了美國接收更多猶太移民，因而也需間接為納粹大屠殺的慘劇負責。與納粹德國及蘇聯爭奪世界影響力的鬥爭使得南方種族隔離和限制黑人選舉權的作法格外刺眼。黑人民權運動的興起帶動了其他受歧視的少數族裔爭取自身權利、宏揚自身文化的抗爭，其結果便是《1964年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1965年選舉法案》（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和1967年最高法院對洛文訴弗吉尼亞案（Loving v. Virginia）的裁決（反跨種族通婚法違憲）。而隨著《1965年移民和國籍法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的通過，移民來源地配額制正式取消，加上美國與越南和古巴的對抗，大量來自亞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湧入，形成了可觀的亞文化群體，多元文化主義開始成為美國社會頗具影響力的價值取向。
然而，就在多元文化主義似乎在美國節節獲勝的同時，反對它的本土主義聲音也一直存在，其核心便是對「誰是美國人」這一命題的種族和文化維度的固守。他們反對出生公民權，認為至少需加上父母為合法移民這一限制。他們反對親屬關係移民，認為其帶來大量低技能（unskilled）移民，加劇了這方面工作的競爭，並拉低了工資水平，而這兩條都直指拉丁裔和亞裔。恐怖襲擊的陰影則把穆斯林移民群體推到了風口浪尖。此外，他們堅信非法移民在選舉中非法投票，其背後是對自身種族政治權力沒落的焦慮。
川普競選期間和上台後的諸多表態和舉措，都在迎合這一群體的思想主張。他放言修憲，以修訂出生公民權；他兜售移民改革，表示將把移民數量減半，限制親屬關係移民，並增加英語技能考察；他禁止六個以穆斯林為主要群體的國家的公民入境美國；他成立選舉委員會，名為研究打擊選舉舞弊的措施，實則意在限制少數族裔投票（美國沒有統一的身份證件，一般以駕照、州證件或護照代替，下層的少數族裔民眾大多居住在城市，不會專門為投票而去辦理此類證件，而他們總體上傾向於民主黨）。在此環境下，白人至上主義者歡欣鼓舞，公開集會宣揚自己的種族主義主張，乃至駕車傷人也就不無奇怪了。
種族問題淪為社會財富分配不公的犧牲品
從以上梳理可以看出，關於「誰是美國人」之辯，在美國歷史上從未停歇。共和黨指責民主黨玩弄族裔政治（racial politics），但實際上，各族裔間的鬥爭衝突是既定事實，多數情況下在美國有親人也是移民決定成行的前提。新到移民無依無靠，甚至不通英文，本族裔社群所提供的人脈與資源支持是他們能夠在美國紮根的關鍵，因此同一族裔的移民抱團現象突出。（川普的祖父弗雷德里克‧川普移民美國時，與他同行的是兩年前已移民的姐姐，而儘管他曾在家鄉當過兩年的理髮學徒，海關官員在職業一欄寫的還是「無」。上岸後不久，他遇到一位招收僱員的德裔理髮師，就此開始在美國的工作生活。此外，讀者也可以回想電影《教父》系列中意大利裔移民社區發展的情況。）
在經濟社會資源較為充裕的情況下，各族裔間尚能較好地和平相處。一旦資源有限，各移民群體間原本因語言文化習慣不同而積攢的矛盾便會激化並爆發。當下美國正處於這種情況之中，全球化的發展推動製造業大量向第三世界轉移，歐巴馬政府上台之後引導的經濟復甦更多惠及上層精英而非中下層民眾，這其中白人藍領工人尤其感到被拋棄。部分華裔則一向以模範族裔自居，而傳統中國文化對「擇優」和「秩序」的強調更強化了他們對其他少數族裔的鄙夷（在他們眼中，少數族裔多為罪犯），容易為吃著低保還買龍蝦、書寫「黑人的命也是命」一百遍進斯坦福等「新聞」而群情激憤（前者純屬謠言，相比於歐洲，美國福利要低許多，且對領取方式有諸多規定和限制；後者雖然屬實，但卻刻意隱去該學生在其他方面的突出成績），並加入對旨在促進美國大學多元化的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的挑戰之中。
與此同時，下層白人和這部分華裔刻意忽視了以下事實：是世家的傳承（所謂的legacy preferences，川普本人及他的三個子女均據該條款就讀著名的私立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而非平權行動降低了寒門子弟就讀名校的機會；川普及其子女借助總統職位推廣自己名下的產業，以至於公然提高比如佛羅里達州棕櫚灘海湖莊園的會費，從事進一步的財富聚斂。種族的區隔與競爭再次掩蓋了社會財富分配不公所製造的矛盾。
美國往何處去？
以上現象也並非美國特例，近年來在世界不少地方均有出現。冷戰結束後飛速發展的全球化浪潮最近遭遇了強有力的反彈和挫折，感到被拋下和遺忘的人們紛紛發聲抗爭。即便是受益於全球化的群體中，也有不少人切身體會到它所造成的漂泊無依與身份困惑感。在此情況下，民族主義乃至種族主義成為他們尋求身份認同和優越感的方式。中東局勢動盪引發的難民潮進一步加劇了這一趨勢，於是以民族主義為綱領的政黨在波蘭、捷克和匈牙利等中東歐國家上台執政，並且在法國、英國、荷蘭和意大利等西歐國家也頗具影響力。
這股全球化與民族主義間的競爭究竟會把美國引向何方，尚未可知。川普迎合美國民族主義者和白人至上主義者的訴求，以求維護自身統治。但就美國經濟發展的歷史來看，那些被認為是「社會底層」的工作，一般都由新移民承擔，本土公民通常不願染指。而新移民在賺取了足夠的經濟和社會資本後，都迫不及待地逃離這些行業。換言之，倘若美國真正有效地減少了低技能移民數量，本土公民也很難從中受益。因此，即便是在移民來源地配額制實行時期，來自拉丁美洲，尤其是墨西哥的季節性農業工人也並不受其限制。川普本人對此心知肚明，決定增髮針對季節性工人的簽證數量。
此外，重新商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促進製造業回流的競選承諾與打擊非法移民的目標間存在矛盾。歷史證明，促進移民輸出國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是抑制其移民意願的根本手段，而促使製造業搬離墨西哥勢必造成大量失業，其後果只能是非法移民和毒品貿易的猖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