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7月陸續在英美上映以來，克里斯多福·諾蘭的新片《 敦克爾克大行動 》在媒體上引發了大量討論。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人們將這部根據二戰著名歷史事件「敦克爾克大撤退」改編的影片和英國脫歐的現實政治聯繫了起來。
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日前在《波士頓環球報》以「敦克爾克的意義」為題撰文，稱電影《敦克爾克大行動》的放映是一個受歡迎的提醒，提醒人們英國歷史上曾經發生過比去年的脫歐公投更大的災難，「我們把更糟的事情做到了最好。」
弗格森表示，自己本來是反對脫歐的，去年還曾發出警告稱脫歐公投可能將英國送往「通向地獄的旋梯」，而支持脫歐的政治家許諾的優厚條件也不出意料地沒有兌現。但是，現在《里斯本條約》第五十條已經啟動，要停止脫歐進程是難以想像的，如果重回歐盟，英國在和其他歐盟國家的關係中將處於下風。弗格森現在轉而認為英國脫歐對英國和歐盟都有好處，因為歐洲大陸諸國想要一個聯邦歐洲，而英國從來不想要，換句話說，英國不準備像其他歐洲國家那樣忍受德國的優越地位。因此，儘管脫歐的代價巨大，弗格森仍認為，「正如1940年不是考慮和談的時候，現在也不是重新考慮（是否脫歐）的時候。」
而在《紐約時報》觀點欄目刊登的「敦克爾克精神無法把英國從脫歐的失敗中拯救出來」一文中，珍妮‧拉塞爾（Jenni Russel）表示自己非常希望這部電影沒有在這個歷史時刻放映。在影評人對其「灼熱、複雜、不妥協地表現了戰爭和死亡的野蠻」的一致好評聲中，這部影片通過為了有朝一日再次戰鬥而英勇撤退的敘事，傳達的根本觀點是，不管概率有多小，英國最終總是能夠獲勝，這無疑將助長英國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而在這個國家正在錯誤地走向脫歐的檔口，沒什麼比這種集體心理更能起反作用的了。
拉塞爾認為，英國在經濟、教育、技術、勞動力等各方面的劣勢過去都通過和歐盟的緊密關係而被掩蓋了，而現在正在逐漸暴露出來，其後果將是嚴峻和持久的。她在文章結尾指出，敦克爾克之所以在今天被充滿感情地回憶，僅僅是因為最後英國是在贏的一方，而決定最終結果的並不是英國人民的大無畏精神，而是因為美國帶著具有壓倒性優勢的資源參與到了戰爭中來。今天，當我們踏上撕裂與鄰國、友國關係的危險道路時，沒有同盟會來拯救英國。
亨利‧曼斯（Henry Mance）則在《金融時報》撰文指出，《敦克爾克》不會在脫歐問題上教我們任何事，必須對把歷史作為連接當下的跳板的人保持警惕。曼斯認為，歷史能夠提供信息、說明、娛樂，但很少有指導功能。寄希望於用過去來解釋當下就像是把地形測量圖上的等高線當作道路一樣錯誤。在他的記憶中，作為一部歷史電影，《敦克爾克》引起的反響是前所未有的，各國的影評人、學者都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評論。但曼斯認為，《敦克爾克》不該被當作政治足球，這部電影探討的不是身份認同，而是人性，而且刻意迴避了政治。如果說這部電影傳達了什麼政治觀點，那就是它提醒了我們，那些塑造我們生活的力量往往遠離狹隘的政治爭論的。「沒有關於二戰的公投，也沒有關於敦克爾克大撤退的宣言，恐怖的展現是遠在公眾預想之外的。我們希望把自己想像成個體，自己的電影的主人公，個人命運的決定者，但當炮彈紛落在敦克爾克沙灘上時，人根本不是這些東西。」
曼斯指出，將歷史放入政治是充滿誘惑力的。馬可龍（無論好壞）是新的拿破崙，脫歐支持者和脫歐反對者喚起了帝國的幽靈，委內瑞拉政府和反對派主張西蒙‧玻利瓦爾的遺產。但事實上，只有少數像大屠殺這樣的歷史事件是具有教諭性的，大多數時候歷史都是含混的，能夠教我們人類行為，但很少能為政治困境提供答案。因此與其推崇或拒斥民族神話，不如專注於討論當下問題的事實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