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是綠色的:關於貿易保護主義與環保成本

經濟學家的外部效應概念為我們提供了強有力的工具,可用於評估環境損害的風險,而且還提供瞭解決方案:外部效應費用。許多或許是大多數的經濟學家理解環境損害的風險,並願意採取行動保護環境。

若進行嚴格研究的話,會發現貿易與環境損害之間並不存在必然聯繫。擔憂來自於 3 個方面。第一種擔憂是「向下競賽」(race to the bottom),各公司紛紛去海外製造產品,以享受更廉價、更寬鬆的環境保護法律,而倒霉的政府為吸引投資,只能制定這種寬鬆的法律。第二種擔憂是,有形產品的運輸不可避免地消耗資源,造成污染。第三種擔憂是,如果貿易在促進經濟增長,那麼它肯定也傷害到地球。雖然每種擔憂都好像不無道理,但貿易不利於環境的想法是基於臆斷,沒有什麼證據。

(一)

第一種擔憂認為,自由貿易之所以造成環境問題,是因為在海外加工產品可以享受更寬鬆的環保標準,或者根本沒有標準。針對這種擔憂,我們應首先想到,絕大多數的貿易發生在富裕國家之間,而這些國家有著類似的環保標準。但是在貧窮國家的投資呢?環保主義者萬達娜·詩娃(VandanaShiva)為這些國家說話,她聲稱「污染從富國轉移到窮國,結果造成全球環境的種族隔離」。這種話令人震驚,但確有其事嗎?

從理論上講,這可能成立。公司能以更低成本生產產品,就能擁有競爭優勢,產品也可以在自由貿易的世界中賣得更好,所以「向下競賽」的可能性的確存在。

不過,也有很多理由懷疑這是一種臆測。環保法規對成本影響並不大,勞動力才是關鍵。如果美國的環保標準如此嚴格,為什麼多數污染嚴重的美國公司只拿出收入的 2% 用於治理污染?大多數公司花得更少。公司遷移到國外時,它們尋找的是低價勞動力,而非污染行為的庇護所。而且,各公司不會為了取樂而去污染環境;最新的生產技術通常更廉價,造成的污染也較少。例如,節能技術既節省資金,也減少污染,所以很多公司將環境績效(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作為全面質量管理和優質高效生產的一部分。

即使可能在環保方面節省一些成本,很多公司在世界各地建廠時,都統一採用來自發達國家的最新、最清潔的技術,這是因為標準化本身就能節省成本。做一個類比:如果 10 年前的電腦芯片仍能大量生產,那麼它們將比現在的芯片製造更簡單、價格更便宜,但沒人願意這樣做。即使你願意,也很難買到一台老式電腦。此外還有其他可能性:公司想通過高環保標準來取悅它們的員工和客戶。

因此,「向下競賽」只是在理論上可能,但還有很好的理由懷疑它的存在。所以把理論拋到一邊,事實如何呢?首先,相對於進入貧窮國家的外國投資,進入富裕國家的外國投資更可能進入污染行業。其次,在進入美國的國外投資中,進入污染行業的投資是增長最快的部分。相比之下,美國對海外的投資中,在清潔行業的投資卻是增長最快的。換言之,外國人正將污染企業搬到美國,而美國公司卻將清潔行業推向了世界。

看到上面一段時,你可能有點驚愕的感覺。有些人在長大過程中被培養了一種對於環保問題的負疚感,這些數據顯得非常荒唐。其實這種數據並不荒唐,你只需考慮到:貧困國家只能生產服裝、兒童玩具、咖啡這類產品,然而,諸如化工產品等嚴重污染企業卻要求有高技能、可靠的基礎設施,以及大量投資需要的政治穩定。為了節省幾美元環保費用,難道就要冒險將工廠搬到埃塞俄比亞?

要評估外國投資在貧窮國家的環境績效,還有一個指標可參考,那就是中國、巴西、墨西哥的污染狀況。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城市地區的空氣污染減少了。

與此同時,隨著外國公司紛紛在中國建廠,外國投資呈爆炸增長的態勢,這既是為了迎合中國市場,也是為了利用當地的廉價勞動力,再將產品出口到世界其他地方。巴西和墨西哥也有非常類似的模式。

這並不能完全歸功於外國投資。中國已變得富裕了一些,當外國投資進入之時,該國政府實施嚴格的環保措施。同樣,很難將「向下競賽」的說法與這幅圖景結合起來。貿易保護主義者要支持特權企業,要犧牲客戶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而這類說法正是他們尋找的恐怖故事。

(二)

事實上,貿易保護主義本身具有巨大的環境成本。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歐盟精彩的「多功能」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這是一套貿易壁壘和農業補貼的政策,其用意就是保護歐洲的農民。對這項政策的維護者而言,多功能性體現在:自給自足、安全、環境與貧困農民的公平交易。然而實際上,這項政策給歐盟農民的補貼幾乎達到歐盟預算的一半,而且 1/4 最大的農場得到的補貼佔 2/3 強。在 2003 年與 2004 年度,作為英國首富,威斯敏斯特公爵得到 44.8 萬英鎊(近 90 萬美元)的補貼。這項政策鼓勵集約型農業,明顯的結果就是糧食質量差、大量使用殺蟲劑和化肥。與此同時,它還將糧食向發展中國家傾銷,迫使貧困國家的農民壓低農產品價格。在進行討價還價時,它還造成了現在的世界貿易自由化談判陷入停頓。正如馬丁·沃爾夫在《金融時報》上所說:「這的確是一種多功能的政策:經濟退步,浪費,損害糧食質量和環境,為各地的貿易自由化設置障礙。」

其他富裕國家,尤其是日本和韓國,也像歐洲那樣補貼農民:在經濟發展與合作組織(OECD)的農場總收入中,有 1/3 來自政府的補貼,而且正如圖 9–2 所示,農業得到的補貼越多,使用的化肥就越多。如果取消共同農業政策和其他農業保護主義的措施,那麼毫無疑問,隨著農業集約性的降低,世界環境將大大改善。與此同時,歐洲的消費者和第三世界的農民都將大大受益。

美國給農民提供的補貼較少,但是在必要時,它仍採取貿易保護措施,從而使環境遭受損害。1998 年,國內(編註:美國)的糖果生產商得到 10 億美元補貼,其中一半進入了 17 個農場。因為保護主義造成的扭曲,這使消費者付出近20億美元,其中一半純屬浪費。這種保護主義政策損害了哥倫比亞的糖果生產商,他們之後轉去生產可卡因。當然,如果這種政策對環境有利,環保遊說集團仍會通過它,但事實相反:從佛羅里達南部集約型農場出來的化學廢物正在損害那裡的大沼澤地。

集約型農業是一種少見的明確情況,並非所有的環境問題都能通過自由貿易自動解決。有一個例子就是經營單一農作物的傾向:只種稻米、咖啡或小麥。生物多樣性的缺乏使莊稼更容易受到昆蟲和天氣變化的傷害。

這樣說好像是在反對自由貿易,因為貿易增加應是鼓勵各國種植單一農作物,那樣它們才能具有競爭優勢。但在解決集約型農業的問題時,貿易壁壘是一種糟糕的方法。首先,地區的生物多樣性和全球的生物多樣性都很重要,但本國的生物多樣性就關係不大:環境問題並不注意政治疆界。假如缺乏生物多樣性真的成為問題,那麼解決方式就是直接的環境法規。希望用貿易壁壘解決這一問題,那真是可笑。

這一特別案例說明了貿易理論的另一重要道理。在解決環境問題時,會有比任何貿易壁壘更直接、更有效的政策,從理論上講,總會有這種政策;從實踐中看,通常會有這種政策。傑出貿易理論家賈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曾對這種情況發表高見:「你不可能一舉兩得。」在追求有價值的目標時,如有益健康的環境,貿易壁壘是一種笨拙而有害的方式。

運輸成本是巴格沃蒂原理的另一例子。同樣,表面看來,限制國際貿易可以減少集裝箱船和貨運飛機造成的污染,所以這是吸引人的想法。但是,以外部效應費用的形式進行直接調整才是正確的解決方案。貿易壁壘針對的是跨國界的貨物運輸,但是跨越國界並不造成什麼特別的環境損害。將一台激光唱機從大阪港運往洛杉磯港的運輸成本,低於將它從洛杉磯港運往亞利桑那的成本,甚至低於將它運往洛杉磯市內一家百思買(Best Buy)分店的成本。而某人開車到百思買,然後買下這台激光唱機回家,中間的運輸成本甚至更高—如果把交通擁堵和污染的環境成本都計算進來。不能因為貨物是在國內甚至當地進行運輸,就斷定運輸造成的環境成本更低。同樣,臥底經濟學家建議必須採取直接針對該問題的政策:外部效應費用能夠鼓勵人們採用更清潔的運輸方法,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際間。

(三)

最後的擔憂是,貿易本身並沒有不好,但它導致對環境有害的經濟增長,就是說,貿易使人們變富,而這樣將損害環境。這種說法值得注意。

當今最致命、最確定的環境問題,是那些正折磨著世界最貧困人口的環境問題。其中一個例子就是燒木柴的火爐所造成的居室污染,它可能造成失明和致命的呼吸系統疾病。另一個例子是不安全的飲用水,它使得幾百萬人因此喪命。解決這些環境問題的良方是經濟發展,而貿易可以提供幫助。

當人們變富時,其他污染物,諸如汽車排放的空中顆粒物,的確變得嚴重起來,但這種情況是暫時的。一般說來,當人均收入超過5000美元時(如在墨西哥),這種污染的嚴重程度就會降低。因為這個時候,他們就有足夠的錢去提高環保標準,而且他們也提出這種要求。通過推動經濟增長,貿易能提供間接的幫助。同時,貿易也能提供直接的幫助,因為貧窮國家如果有了自由貿易,就不必再補貼那些嚴重污染的行業,如石化和鋼鐵產業,同時也可以進口新的、更清潔的技術。

在人均收入早已超過5000美元之後,能源消費在增長,所以二氧化碳的排放和氣候變化的威脅的確也在增長。雖然我們不能確定,但好像情況是這樣: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已到達一個臨界點,人均能源消費量即將停止上升。畢竟,每一年,新式汽車和家用電器正變得越來越高效,而當我們都有了兩部車和帶空調的大房子後,就很難看到還有什麼另外的能源需求。

如果我們誠實,那麼貿易帶來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又造成氣候變化,則我們得出一個極端的結論:我們應該減少貿易,以確保亞洲人、非洲人繼續處於貧困狀態。問題是,環境災難甚至嚴重的氣候變化所造成的影響,是否相當於三四十億人難以脫貧的苦難。要問問這個問題,並給出答案。這說明我們必須在大批人餓死和環境徹底惡化之間做出選擇嗎?絕對不是。不必動用違反生產力發展的貿易限制措施,我們改善環境的辦法還有很多。外部效應稅(externality taxes)已減少了美國境內的硫排放(中國也將做到這一點)。這種方法還可用來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對抗氣候的變化。

如果我們要求我們的領導人做出努力,事情就可以做到,這甚至無須付出很高代價。我們首先可以停止對礦物燃料的補貼。德國是以綠色環保著稱的國家,同時也是《京都議定書》的堅定支持者,它為每位礦工提供 8.6 萬美元的補貼,以防止採煤企業相互展開競爭。

我們如何解釋環保主義者對自由貿易的攻擊呢?我們已經看到,向下競賽的現象是不存在的,污染性行業仍主要在富裕國家;針對農業、鋼鐵、煤炭等的貿易保護措施有時打著「保護環境」的旗號,實際對環境造成巨大傷害;針對運輸用燃料的稅收與自由貿易的原則一致,比貿易限制措施更有利於環境;至少在目前,最嚴重的環境問題是由貧困造成的,而非由財富造成的。環保運動應致力於推動全球自由貿易,為之掃除障礙。或許有一天,他們會這麼做的。

 

蒂姆•哈福德/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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