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9日上午8時30分左右，邁克爾·科辛斯基（Michal Kosinski）在蘇黎世Sunnehus酒店醒來。科辛斯基今年34歲，是心理測驗學（一個由數據驅動的心理學分支）領域的領軍人物。他定期到世界各地就大數據和數字革命的危害性發表演講。這次，他應邀來到瑞士聯邦理工學院（ETH）發表這類演講。打開電視時，他看到了一個爆炸性的消息：與所有主流統計學家的預測相反，唐納·川普在美國大選中獲得了勝利。
科辛斯基耐心看完了川普的勝利慶祝活動以及各個州的選票統計結果。他突然感到，選舉的結果可能與他的研究有關。最後，他深吸了一口氣，關掉電視。
同一天，英國Cambridge Analytica公司（下稱CA——編注）首席執行官亞歷山大·尼克斯（Alexander James Ashburner Nix）發佈了一份新聞稿：「我們很高興，我們革命性的數據驅動溝通方式在川普非凡的勝利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尼克斯是位41歲的英國人，總是穿著考究的西裝，戴著眼鏡，一頭金發整整齊齊地向後梳。他的公司在川普的在線競選和英國脫歐中，均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沉思的科辛斯基、穿著考究的尼克斯和咧嘴大笑的川普，這三位玩家中，一位開啟了數字革命，一位執行了數字革命，而川普則收穫了革命的成果。
大數據有多危險？
只要過去五年你沒呆在外星球，你一定對大數據這個詞耳熟能詳。從本質上來說，大數據意味著，我們所做的任何事情，無論是線上還是線下，都會留下數字痕跡。每次刷卡購物，每次谷歌搜索，手機上的每一個操作，每一個「點讚」都會被記錄下來。尤其是每一個「點讚」。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都不清楚這些數據的用途，除非我們在搜索過高血壓這類關鍵詞後，收到了高血壓藥物的廣告。
11月9日發生的事情昭示著，這些數據的用途可能遠遠超乎我們的想像。負責川普線上活動的公司與負責英國脫歐線上早期活動的公司是同一家，即CA。為充分瞭解選舉結果，以及未來政治傳播的可能運作，我們需要從2014年科辛斯基所在的劍橋大學心理測驗中心發生的奇怪事件談起。
心理測驗學，又稱心理圖案學，側重於測量性格等心理特徵。20世紀80年代，兩個心理學家團隊開發了一個模型，試圖基於五個人格特質來評估個人性格。 這五個特質被稱為「大五」（Big Five），包括開放性（Openness，對新經驗的開放程度）、盡責性（conscientiousness，完美主義程度）、外向性（extraversion，社交活躍程度）、隨和性（agreeableness，體貼和合作程度）和情緒穩定性（neuroticism，焦躁不安程度）。
基於這些維度或OCEAN（上述五個單詞的首字母），心理學家就可以對一個人進行相對準確的評估，包括他的需求和恐懼，以及他可能採取的行為。現在「大五」已成為心理測驗學的常規工具。但長期以來，這種方法的麻煩在於數據收集，因為它需要受試者填寫一份複雜、高度個人化的問卷。然後有了互聯網、「臉書」網站（Facebook）和科辛斯基。
2008年，科辛斯基還是華沙的一名學生。這一年，他的生活發生了重大改變，他到劍橋大學的心理測驗中心（Psychometrics Centre）攻讀博士學位，這裡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心理測驗機構之一。當時，臉書剛剛發佈一年，還處於起步階段。科辛斯基與同學大衛·斯蒂爾維爾（David Stillwell，現劍橋大學賈吉商學院講師）合作，研究基於臉書數據分析用戶個性。他們開發的MyPersonality應用程序讓用戶填寫不同的心理測驗問卷，包括大五人格問卷中的一些心理問題（如「我容易恐懼」、「我與其他人矛盾」等）。然後，用戶收到包括個人大五特質在內的自己的「個性簡介」，並且可選擇與研究人員共享個人臉書資料數據。
最開始，科辛斯基寄希望於幾十個大學朋友幫忙填寫調查問卷。但在不久之後，數百，數千，然後數百萬人通過臉書為他提供了數據。兩個博士生就意外擁有了全球最大、結合心理測驗數據和臉書個人簡介的數據集。
科辛斯基等人在未來幾年裡開發了一種非常簡單的方法。首先，他們以在線測驗的形式向測試對象提供問卷。根據他們的回答，心理學家計算了受試者的個人「大五」分數。 然後科辛斯基的團隊將結果與受試者的其他在線數據進行比較：例如，他們在臉書上「點讚」、分享或發帖的數據，以及性別、年齡、居住地點等數據。這使研究人員能夠建立特定網絡行為與個性特質之間的關聯。
他們發現，基於簡單的在線行為可以推斷出可靠的個性特質。例如，為化妝品品牌MAC點讚的男性更有可能是同性戀；異性戀的最好指標之一是為「武當派」樂隊（Wu-Tang Clan）點讚。女神嘎嘎（Lady Gaga）的粉絲通常是外向者，而那些為哲學話題點讚的人一般比較內向。單獨來看，這樣的信息太單薄，不能產生可靠的預測，但是當幾十、幾百或幾千個條這樣的信息整合到一起時，就可以得到真正準確可靠的預測。（武當派是成軍於紐約長島的一隻說唱樂隊；女神嘎嘎是美國流行女歌手，以造型怪異著稱。——編注）
科辛斯基和他的團隊不懈地改進他們的模型。2012年，科辛斯基證明，平均基於臉書上的68個「點讚」，就可以預測用戶的膚色（準確度95％）、性取向（準確度88%）以及政治傾向（民主黨或共和黨，準確度85％）。可預測的內容遠不止於此，還包括智力、宗教信仰，以及酒精、香煙和毒品使用。基於數據，科辛斯基甚至可以推斷某人的父母是否離婚。
科辛斯基建模的實力體現在，該模型可以準確預測受試者對某些問題的答案。在不斷研究和改進後，他的模型變得日益完善：僅僅基於10個點讚，他就能比受試者的同事更準確地評價受試者；70個「點讚」足以讓他比受試者的朋友更瞭解受試者；150個點讚可以讓他比受試者的父母更瞭解受試者；300個點讚可以讓他比受試者的合作夥伴更瞭解受試者。基於更多的點讚，科辛斯基對受試者的瞭解，甚至超過受試者自己。科辛斯基發表這些調查結果的那一天接到了兩個電話，一個是訴訟電話，另一是提供工作機會的電話，都來自臉書。
幾週後，臉書的「點讚」功能默認設置為「非公開」。在此之前，點讚功能的默認設置是對任何人可見。但這對數據收集者來說不是問題：雖然科辛斯基使用數據會徵求臉書用戶的同意，但許多應用軟件和在線測驗以用戶數據共享作為進行個性測試的前提。（任何想根據臉書的「點讚」評價自己的人都可以在科辛斯基的網站上進行評估，然後將他們的結果與經典的OCEAN問卷結果進行比較。）
網絡上可用於個性測繪的數據非常之多，並不侷限於點讚，甚至不侷限於臉書：科辛斯基的團隊可基於用戶臉書賬號的圖片數目、聯繫人數目（外向的好指標），就可得到用戶的「大五」分數。即使我們不上線，也會暴露很多個人信息。例如，我們手機上的運動傳感器會顯示移動的速度和旅行的距離（這與情緒不穩定性相關）。科辛斯基總結說，我們的智能手機是一張巨大的心理問卷，我們不斷有意識、無意識地往上面填寫答案。
最重要的是，不僅可以正向由個人數據得到個人心理檔案，也可以反向由個人數據去定位特定人群：例如，所有焦慮的父親、憤怒的內向者，甚至所有未下決定的民主黨人。基本上，科辛斯基發明的是一種人的搜索引擎。他開始認識到自己工作的潛力，以及內在的危害。
對他來說，互聯網就像上天的禮物。他希望能回饋、分享一些東西。數據可以複製，所以，為什麼不讓每個人都從中受益？這是這一代人的精神，更是一個超越現實世界的新時代的開端。但是，科辛斯基擔心的是，如果有人濫用這個強大的心理測繪引擎來操控他人怎麼辦？他開始給自己大部分的科研工作添加警告。他警告說，他的做法可能對個人的幸福、自由，甚至生活構成威脅。但似乎沒有人理解他的意思。
2014年初，科辛斯基認識了年輕的心理學系助理教授亞歷山大·科根（Aleksandr Kogan）。科根說，他在代表一家對科辛斯基的方法感興趣的公司向科辛斯基諮詢，並希望訪問MyPersonality數據庫。科根不能透露該公司的目的，因為他簽署了保密協議。
起初，科辛斯基的團隊考慮同意這個提議，因為這意味著，研究所能拿到大量的錢。但後來他猶豫了。最後，科根透露了公司的名稱：SCL，或「戰略傳播實驗室」（Strategic Communication Laboratories）。科辛斯基谷歌了一下SCL，該公司網站上寫著：「[SCL是]最領先的選舉管理機構。」SCL基於心理建模提供營銷，核心業務是影響選舉。影響選舉？科辛斯基十分困惑。這是什麼樣的公司？這些人打算做什麼？
科辛斯基當時並不知道的是，SCL是一群公司的母公司。SCL的真正擁有者及其多元的分支機構尚不清楚，因為公司結構非常複雜。一些SCL子公司參與了烏克蘭、尼日利亞等國的選舉，幫助尼泊爾國王鎮壓叛亂分子，而其他子公司則幫助影響東歐和阿富汗公民對北約的態度。在2013年，SCL新成立了一家公司即CA，來影響美國大選。
科辛斯基對這一切一無所知，但他有一種不詳的感覺。「整個事情開始朝壞的方向發展」，他回憶說。經進一步調查，他發現亞歷山大·科根秘密註冊了一家公司，與SCL開展業務。據2015年12月《衛報》（The Guardian）的一則消息，以及《雜誌》週刊（Das Magazin）的內部文件，SCL從科根那裡學習了科辛斯基的心理測繪方法。
科辛斯基懷疑，科根的公司模仿了基於臉書的大五心理測驗工具，以便將其賣給SCL這個影響選舉的公司。他立即停止了與科根的聯繫，並通知研究所的主任，這引發了劍橋大學內部的複雜衝突。研究所非常擔心這件事會影響機構聲譽。之後，亞歷山大·科根搬到新加坡結婚，並改名為斯派柯特（Spectre）博士。邁克爾·科辛斯基取得了博士學位，得到了斯坦福大學的工作機會，並搬到了美國。（邁克爾·科辛斯基現任美國斯坦福大學商學院組織行為學助理教授。依網絡檢索結果，亞歷山大·科根目前以亞歷山大·斯派柯特之名擔任英國劍橋大學心理學系講師。——編注）
脫歐先生
之後的一年風平浪靜。2015年11月，脫歐陣營中由奈吉爾·法拉奇（Nigel Farage）支持、更激進的「Leave.EU」宣佈，它已委託大數據公司CA支持其在線活動。該公司的核心優勢是創新的政治營銷——微定向，基於OCEAN模型從數字足跡測繪個體個性。（奈吉爾·法拉奇是主張英國脫離歐盟的極右翼政黨「英國獨立黨」前領袖。——編注）
現在，科辛斯基收到了很多人的電子郵件，問他是不是與CA有關係。劍橋、個性和分析這些字眼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科辛斯基。事實上，這是他第一次聽說CA。科辛斯基瀏覽了該公司網站，發現其自稱，之所以叫劍橋，是因為首批員工、研究者來自劍橋大學。科辛斯基嚇壞了：他的方法被大規模用於政治目的了嗎？
英國脫歐之後，親朋好友都寫信問他，「你看看你都做了什麼好事。」無論他去哪裡，他都不得不向人解釋，他與CA沒有任何關聯。（目前仍然不清楚CA到底如何影響脫歐公投。該公司不願討論這樣的問題。）
之後的幾個月，一切歸於平靜。在2016年9月19日，即美國大選前一個多月，康科迪亞峰會(Concordia Summit）在紐約凱悅酒店的深藍大廳裡舉行。該峰會就像是微型的世界經濟論壇，邀請來自世界各地的決策者，其中包括瑞士總統約翰·施奈德-阿曼（Johann Schneider-Ammann）。「掌聲有請CA首席執行官亞歷山大·尼克斯 」，伴隨女主持人優雅的聲音，一位穿著深色西裝的男士走上台。現場一片靜寂。許多與會者都知道，尼克斯是川普的數字戰略負責人。
幾星期前，川普發了一條有些神秘的推文：「很快你們會叫我脫歐先生。」政治觀察家確實注意到川普日程和英國右翼脫歐運動的進程之間有一些明顯的重疊之處。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這條推特與川普最近聘用一家名為CA的營銷公司之間的關聯。
在此之前，川普的數字營銷團隊基本只有一個人，即布拉德·帕斯卡爾（Brad Parscale）。帕斯卡爾是營銷企業家，同時也是失敗的創業者，他用1500美金為川普搭建了一個簡單的宣傳網站。70歲的川普並不熱衷數字科技，他的辦公桌上甚至沒有電腦。他的個人助理曾經透露，川普不會發電子郵件。在助理的努力說服下，他才買了智能手機。川普現在經常用那部手機發推特。
另一方面，希拉蕊重度依賴第一位「社交媒體總統」歐巴馬的遺產。她擁有民主黨的地址列表，與來自藍色實驗室（BlueLabs）的前沿大數據分析師合作，並獲得了谷歌和夢工廠（DreamWorks）的支持。當川普於2016年6月宣佈聘請CA時，希拉蕊陣營嗤之以鼻。穿著定製西裝的外國人會比美國人更瞭解美國和美國人嗎？（藍色實驗室是2013年在華盛頓創辦的一家數據分析和技術公司，創辦人包括歐巴馬數據團隊的高級成員。夢工廠是美國電影製作和發行商。——編注）
「今天我有幸與大家談談大數據和心理圖案學在選舉中的力量」，尼克斯站在台上侃侃而談。他身後出現CA的標誌，一個由網絡節點組成的、頗像地圖的大腦圖形。「僅在18個月前，克魯茲參議員的支持率還很低」，金發碧眼的尼克斯操著一口英國口音解釋，頗讓台下的美國聽眾不安。「不到40％的人聽說過他。」兩年前CA就參與了美國的競選活動，最初擔任共和黨人本·卡爾森（Ben Carson）和泰德·克魯茲（Ted Cruz）的顧問。克魯茲和後來川普的競選資金主要由美國軟件大亨羅伯特·默瑟（Robert Mercer） 和他女兒瑞貝卡（Rebekah）秘密提供，而據報導默瑟是CA的最大投資者。
「那麼克魯茲是如何爭取到那麼多的支持率的？」尼克斯解釋說，競選活動是基於人口統計方面的概念組織的。「所有女性都應當依據她們的性別，或所有非洲裔美國人都應當依據他們的種族，而收到相同的信息，這種無差別對待是非常可笑的。」尼克斯的意思是，儘管迄今為止其他活動人士依賴於人口統計學，但CA使用的是心理測驗學。
雖然這可能是真的，但 CA在克魯茲競選運動中的作用並非毫無爭議。2015年12月，克魯茲團隊將其成功歸於數據和分析的心理學應用。一位政治客戶說，在廣告時代，CA的加入「像一隻備用輪胎」，但CA的核心產品即選民數據建模是非常「優秀」的。2016年5月克魯茲退出競選前，CA幫助他識別了愛荷華州的選民，後來克魯茲贏了該州的選舉，為此克魯茲團隊至少支付給CA公司 580萬美元。
尼克斯點擊下一張幻燈片：五個不同的面孔，每個面孔對應一個「大五」個性文件。他說：「我們CA能夠形成一個模型，來預測美國每一個成年人的個性。」聽到這裡，大家都很感興趣。據尼克斯所說，CA的營銷成功是基於三個要素：使用OCEAN模型的行為科學、大數據分析和廣告定位。CA的廣告定位是個性化廣告，儘可能準確地與個人消費者的個性一致。
尼克斯坦率地解釋了他的公司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首先，CA從不同來源購買個人數據，例如土地登記和汽車數據、購物數據、獎金卡、俱樂部會員資格、訂閱的雜誌、人們所去的教堂等。尼克斯展示了全球活躍數據公司的標誌，如Acxiom和Experian——在美國，幾乎所有的個人數據都可出售。例如，如果你想知道，猶太婦女住在哪裡，你可以簡單地購買這些信息，包括電話號碼。現在，CA將這些數據與共和黨的選民名冊和在線數據進行彙總，並計算出這些選民的「大五」個性特質。通過這種方法，虛擬世界的數字足跡突然就可以勾勒成真實世界有恐懼、需求、興趣和住宅地址的人。
該方法學與邁克爾·科辛斯基曾經開發的方法非常相似。尼克斯告訴我們，CA也使用「社交媒體調查」和臉書數據。正如科辛斯基所警告的，尼克斯吹噓：「我們已經描述了美國所有成年人（2.2億個）的個性。」
他打開屏幕截圖。 「這是我們為克魯茲競選活動準備的數據儀表板。」一個數字控制中心出現了。左邊是圖表；右邊是愛荷華州（克魯茲初選時在這裡拿到了非常多的選票）的地圖。地圖上，有成千上萬的小紅色和藍色點。尼克斯收窄標準，選中「共和黨人」，藍點消失；選中「還未說服」，更多的點消失了；還有「男」等多個可選選項。最後，你可以只篩選出一個人，看到他/她的年齡、地址、興趣、個性和政治傾向等個性化信息。那麼CA如何向這個特定個體傳達適當的政治信息呢？
尼克斯展示了如何用心理圖案法分析選民對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中槍支權利條款的態度：「情緒穩定度和盡責度較高的選民，更擔心攜槍盜竊等高威脅性犯罪活動，更支持槍支管制。」左側圖片顯示的是，暴力入戶者砸窗戶的情形。右側圖片顯示的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小孩在夕陽西下時，舉著槍支射擊鴨子的情形：「相反，更保守和隨和的選民，則更關心傳統、習慣和家庭，並支持持槍自由。」
如何使支持希拉蕊的選民遠離投票箱
川普言論、行為的前後不一致，即那種備受批評的瘋狂，以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矛盾的信息，突然變成了他最大的財富：針對每個選民，他提供不一樣的信息。2016年8月，數學家凱茜·奧尼爾（Cathy O’Neil）觀察到，川普在收到觀眾反饋後，針對性地做出響應，簡直像一個完美的機會主義算法。
「川普發的每條推特基本上都是數據驅動的」，亞歷山大·尼克斯說。在川普和希拉蕊進行第三次總統辯論的那一天，川普的團隊測試了175,000個不同的廣告，以便通過臉書找到最好的廣告版本。這些信息僅在微觀細節上有所不同，如帶有照片或視頻的不同的標題、顏色、說明文字，以求從心理上最佳瞄準受眾。尼克斯在接受採訪時告訴我們，針對每個小群體，川普團隊都有不同的微調版本。他說：「我們可以有針對性地對村莊或公寓樓的選民甚至個人提供定製廣告。」
例如，在邁阿密的小海地（Little Haiti）區，川普團隊向居民提供了關於克林頓基金會在海地發生地震之後扣留善款的消息，以阻止他們給希拉蕊投票。一位高級競選官員在選舉前幾週告訴彭博新聞，這是川普團隊的目標之一：使希拉蕊的潛在選民（包括搖擺不定的左翼、非洲裔美國人和年輕婦女）遠離投票箱，「壓制」他們的投票。「這些『黑暗的帖子』，即發佈在臉書上的帖子，只對特定類型的用戶可見。例如，針對非裔美國人，他們可以看到希拉蕊把黑人稱為捕食者的視頻。」（小海地是美國佛羅里達州邁阿密市的一個海地人聚居的社區。——編注）
在他演講的最後，尼克斯說，傳統的地毯式廣告已經死亡，「下一代人肯定無法理解大眾傳播這個概念」。他宣佈，既然克魯茲已經退出了競選，那麼CA將全力幫助剩下的一位總統候選人。
當時，人們對川普的數字團隊定位美國民眾的精準程度並沒有什麼概念，因為川普團隊在傳統主流的電視廣告上投入較少，在數字電視和社交媒體上投放的個性化信息較多。雖然希拉蕊團隊認為自己一直是領先的，但基於人口統計的預測，彭博新聞記者薩莎·伊森博格（Sasha Issenberg）在參觀了川普數字團隊在聖安東尼奧城（San Antonio，位於得克薩斯州，美國人口第七大城市——編注）的大本營後驚訝地注意到，「第二指揮部」正在形成。為川普競選服務的CA團隊只有十幾個人，7月份拿到了10萬美金的報酬，8月份拿到了25萬美元，9月份則拿到了500萬美元。尼克斯稱，CA從川普那裡獲得的報酬總計超過1500萬美金。（CA在美國註冊，美國關於個人數據保護的法律比歐盟國家更為寬鬆，歐洲網站默認設置為個人數據不公開，而美國網站默認設置為個人數據公開。）
川普團隊的數字措施非常激進：從2016年7月起，川普的拉票者使用一個應用程序來辨別每家每戶的個性和政治傾向。這和英國脫歐陣營使用的拉票軟件是同一個。川普團隊使用該應用程序可辨別哪些選民可能會支持川普，從而提高拉票活動的效率。同時，拉票人可以根據居民的個性類型，個性化定製宣傳信息。並且，拉票者將居民的反應錄入到應用程序中，新數據回流到川普競選活動的數據庫。
再次聲明，這不是什麼新鮮事。民主黨也做了類似的事情，但沒有證據表明他們使用了心理測驗學。然而，CA將美國人口分為32種人格類型，並且僅關注17個州。正如科辛斯基發現，喜歡MAC化妝品的男性更有可能是同性戀者一樣，CA發現，喜歡美國製造的汽車的民眾更可能支持川普。除此之外，這類信息很好地提示了，哪種宣傳信息最有效，在哪裡最有效。在競選活動的最後幾週，基於數據分析，川普團隊的拉票活動主要集中在密歇根 州和威斯康星州。總統候選人成了實現大數據模型的工具。
接下來？
但是，心理測驗學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選舉的結果呢？ 當被問及這個問題時，CA拒絕提供任何證據來證明其活動的有效性。一個很可能的原因是這個問題根本無法回答。
但這個答案有跡可循： 泰德·克魯茲在初選期間的驚人崛起，農村地區選民人數的增加，早期投票中非洲裔美國人投票數量的減少，都多多少少從側面證實了CA服務的有效性。 此外，川普競選活動花費較小，也可用基於個性的廣告策略的有效性來解釋。事實上，與希拉蕊相反，川普在數字宣傳上投入的錢遠遠超過在電視廣告上投入的錢。尼克斯和幾個川普陣營的主力都認為，臉書是川普競選的終極武器和最佳助力。
CA列舉了它們的幾個客戶，其中包括美國國務院。據報導，他與英國首相特蕾莎·梅也曾溝通過。圖為特蕾莎·梅與美國國務卿約翰·克里（左）2016年7月19日會面。
很多人聲稱，統計學家在選舉中起不到什麼作用，因為他們的預測錯得離譜。但如果事實是，只有用對了方法的統計學家才能幫助贏得選舉呢？諷刺的是，對科學研究不屑一顧的川普居然使用了一種高度科學的方法來競選。
另一位大贏家是CA。其董事會成員、右翼在線媒體布萊巴特新聞網（Breitbart News）前執行董事長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被任命為川普的高級顧問和首席戰略師。雖然CA拒絕就所謂與英國首相特蕾莎·梅正在進行會談發表評論，但尼克斯聲稱他正在建立來自全球各地的客戶群。他正與來自瑞士、德國和澳大利亞的客戶接洽。他的公司目前正在歐洲巡迴宣講，宣傳他們在美國大選中的成功。今年歐盟的三個核心國家法國，荷蘭和德國正面臨選舉。這場選舉成功來得正是時候，因為CA計劃推出商業廣告，全面拓展業務。
科辛斯基在斯坦福大學的辦公室裡瞭解到了這一切。美國大選後，斯坦福大學處於一片動盪之中。科辛斯基正以研究者能用到的最犀利武器即科學分析來回應那些進展。他與同事桑德拉·邁茲（Sandra Matz）一起，進行了一系列的測試，結果將很快發佈。最初的結果令人震驚：該研究證實了基於個性定位用戶的有效性，表明將產品和營銷信息與消費者的個性匹配時，廣告頁面的點擊次數增加63%，客戶諮詢的會話也會增加1400多次。他們進一步展示了基於個性定位用戶的可擴展性，大多數臉書頁面宣傳產品或品牌受個性影響，大量的消費者可以基於一個臉書頁面予以準確定位。
《雜誌》的德語報導刊發之後，一位CA發言人稱：「CA沒有使用臉書的數據，也沒有與邁克爾·科辛斯基博士進行交易，更沒有分包研究，且使用的是不一樣的方法論，幾乎沒有使用心理學。CA沒有干涉任何美國人在總統選舉中的投票權利。我們所做的，只是為了增加選舉中的投票人數。」
世界已經被顛覆了。英國正在離開歐盟，而唐納·川普成為了美國總統。相反，一直反對在政治環境中使用心理定位的科辛斯基卻再次收到控告郵件。科辛斯基平靜地說，「這不是我的錯。我並沒有建造炸彈，我只是證明了炸彈的存在。」
（上海交通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院博士生張潔譯）
